1998年出版的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上，刊登了蔡季襄1974年8月21日写给商承祚的信的原文。信中，蔡季襄详细讲述了楚帛书流入美国的经过。
因为帛书上面许多文字模糊不清，1948年(商承祚在信上写了一个问号，并将8改为6，疑为1946年)，蔡季襄携带帛书到上海，想为帛书拍摄红外线照片，显示出一部分文字。蔡找到金才记古玩店，托店主金从怡找一家有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拍摄帛书。柯强托人引见，主动找上门来。柯强的英文名叫柯克斯，据商承祚所说，柯克斯在抗日战争前几年，以雅礼中学教师的身份出现，冒充文化考古学者，掠夺长沙文物。柯强对蔡季襄说，家里有两部新式红外线摄相机，可以帮忙。蔡季襄便将帛书带到柯强住处，柯强拿着摆弄了一阵，借口镜头出了毛病，要求蔡把帛书多留一天。
蔡当时急于想弄清楚帛书上的文字，就答应了。第二天，蔡向柯索要帛书，没想到，柯已擅自托人将帛书带回美国了。蔡预料到大事不好，气愤地要求柯马上退还帛书。柯强欺骗蔡季襄说，拍摄完照片，大约一周后就可将帛书寄回。根据蔡的记述，当时柯强是美国派驻上海的情报员，有权有势，且已先斩后奏，只能听任其摆布。
最后，两人签下一个协议，写明帛书价值1万美元，柯当场支付1000美元，如到期不寄回，柯强需再向蔡支付9000美元，实际上等于强买，蔡季襄吃了个哑巴亏。一周后，蔡季襄再向柯强索要帛书，果然不出所料，柯强又找借口推脱。此后，每隔两三天，蔡就去询问一次，柯或说已写信去询问或干脆不在家。当蔡又一次向柯催要时，柯的佣人告诉蔡，他已经乘飞机回美国了。为了打探音信，蔡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囊中金尽后，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
蔡后来打听到，当时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爱泯的儿子吴存柱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是柯强的学生。蔡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吴存柱，请他向柯强询问帛书下落。隔了很久，吴存柱回信，说与柯强见面了，但柯强绝口不提退还帛书，只是说当时协议上定的1万美元价格太高，只愿出6000美元，希望蔡把价格压低一下。蔡立刻去信告诉吴存柱，说帛书无论如何不能卖，请柯强马上将帛书寄回，自己则退还1000美元的定金。后来吴存柱回信说，柯对退还帛书一事含糊其辞、不愿答复，也不愿意按协议付款。蔡季襄明白，楚帛书实际上是被抢走了。
1955年，蔡季襄以湖南省人名戴表大会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并将当年被迫和柯强签订的契约上交给了省文化厅。同年，为核实蔡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湖南省博物馆派高至喜赴北京找吴存柱--当时吴存柱在北京大学任教授。高至喜没有见到吴存柱本人，但吴存柱知道高至喜的来意后，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并将1946年至1948年和蔡的通信通过校人事部交给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说确为实情。
1974年，蔡季襄在写给商承祚的信中表示，虽然时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场跨国官司，为祖国追回楚帛书。当时柯强尚在世。1982年，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并量得尺寸为高38.5厘米，宽46.2厘米。上世纪80年代中叶，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的高至喜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吴存柱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想办法追回楚帛书，但后来没了下文。
李青来到吴邪家将自己查到的资料告诉他们二人，由于帛书不完整，翻译的信息也不完整，所以high少把帛书图片传到网上向网友求助，引来了带着另一半帛书的漂亮的考古吃货女孩陈澄丞，另一半帛书是她从姑姑的遗物中找到的。从穿越之前知道这个陈澄丞是一个隐藏间谍，从见到我们几个就开始伪装自己。吴邪把两部分帛书整合到一起，可是翻遍了字典还是看不懂其中的意思，这时，他收到了三叔吴三省发来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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