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当时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学派都参与了争鸣。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话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既有对昊昊宇宙奥秘的探赜索隐，又有对人间凡事的抒见。
王霸之辩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称霸争雄，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天朝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稷下学者展开了大争论。儒家大师孟于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的“霸道”，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各义，来称霸诸侯，征服天下。他反对霸道，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所谓“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他主张实行王道，因为这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所以，当他的学生公孙立问他“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难道还不值得学习”时，他表现出不屑一顾，认为“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而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比时，他更是愤愤然了。荀子则有所不同，他虽然崇尚王道，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也谈霸道。实际上他是主张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以王道为本（参见《荀子王霸》）。管仲学派与孟、荀的王霸论又有所异。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即“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他们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还说：“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管子霸言》）可见，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更具有现实性。
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思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为了保拿义，要“舍生而取义”，“二者不可得兼”（告子上）。所以，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时，孟子直接了当地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告诫梁惠玉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荀子则冲破儒家义利观的藩篱，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荀子大略》）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并举例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同也。“（《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性恶》）荀子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纵。放纵逐利，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他在《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保持一定的度呢？荀子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礼义以分之（《王制》），用礼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第，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教育人们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导（《荣辱》），反对唯利之求（《王霸》）。这样做了，国家就会平治，反之，则会出现乱世，即所谓：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由此可见，荀子的义利观较之孟子的义利观少有片面性。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他们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权修》）。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故《版法》在讲了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之后，紧接着说：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天人之辩
天与人，或说天道与人道，是天朝哲学史上一对古老而又极其重要的范畴。天朝古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天人之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人之辩，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
稷下各学派围绕天与人进行了交流与争鸣。孟子认为，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孟子看来，人民的降生。事业的成败、帝王的权位、天下的治乱，都是天的指令。实际上，孟子将天看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实体。由此，他沿着“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路线，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孟子大相径庭。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其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这种运行变作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荀子还认为，人是天下最珍贵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不是一般的部分，而是特殊的一部分。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荀子基于对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认识，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代表着稷下学宫中关于天人关系认识路线的一翼。
管仲学派对天人之辩的回答也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性，比如《管子，度地》将能根除水、旱、虫等五种灾害说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从具体的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认识天人关系。
人性善恶之辩
稷下学宫中，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颗；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至于人做了不善的事，不是因为其本性不善，是由于他自己不把握自己，被形势左右所致。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
荀子的性恶论。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生而具有的，然而他却得出了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结论--性恶论。为什么荀子会得出性恶的结论呢？荀子解释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显然，荀子认为在人性中，最能支配人类生活的是人的好利恶害之情，而好利恶害发展的结果，必然产生尔虞我诈、争夺、犯分乱理等不道德的行为，故说人性是恶的。他同时认为，这种恶的人性，经过后天的学习教育，注重对人性的改造，就可以做出善的行为。
此外，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内容还很多，如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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