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我回镇上了。
汽车站在镇东头，下来走二十分钟，穿过一条老街，拐进巷子口。巷口那棵老槐树，还在。
1996年冬天，我重生那一年，这棵树就这么大。树皮皲裂，纹路深得像沟壑，夏天的时候，半个巷子的人都坐在底下乘凉。我七岁那年，蹲在树底下，我妈在包子铺门口喊我吃饭，喊了三声我才回去。
十一年过去了。树还是那棵树。
冬天的老槐树，叶子全掉光了，枝桠黑乎乎地伸向天空，像老人的手指。树身上有一道旧伤疤，是前年台风刮断的一根枝，我爸拿铁丝绑过，后来长合了，留下一道凸起的疤。
我站在树底下，抬头看了看。
树没变。
巷子也没变。青石板的路面，磨得发亮。墙根底下堆着煤球和白菜。卖豆腐的婶子家，门帘还是那块蓝布，洗得发白了。
可巷口，停了一辆我没见过的黑色轿车。
轿车擦得很干净，在灰扑扑的巷子里，扎眼得很。车是京牌的。车身长，不是普通人家开的那种。我停住脚步，多看了一眼。车玻璃贴了膜，看不见里面。
我转身，往包子铺走。
刘记包子铺的招牌还在。红底黄字，漆掉了一些，笔画断断续续的，但擦得很干净。招牌下面，多了一行小字：「一棵树推荐」。字是后来加上去的，跟原来的字不是一个人写的。
包子铺的门开着。蒸汽从门里冒出来，白茫茫的，带着面香和肉香。门口挂着棉门帘，帘子上的布，换过新的。
我掀帘子进去。
屋里跟走的时候一样。四张方桌，塑料桌布，墙角的暖气片，边上搭着抹布。柜台上摆着收银的抽屉和两摞碗。墙上那篇报纸，还裱在收银台上方。
报纸是前年的了。文化版，半版是我的专访。标题印着「10岁CEO」。照片有点褪色了，报纸的边角被摸得起了毛边——那是来买包子的人，天天看，天天摸出来的。
报纸旁边，又多了一张照片。央视那期节目，主持人采访我妈的画面截图，彩印的，边角翘起来，用图钉按着。照片里，我妈坐在包子铺里，笑得有点局促，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不知道怎么摆。
柜台上的菜单，换了。原来只有包子、粥、咸菜。现在多了一行字，用记号笔写的：「新品：萝卜丝包、奶黄包、糖包（周末供应）。」
我妈从后厨出来，端着蒸屉，看见我，愣了一下。
「哟，回来了？」她把蒸屉放下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瘦了。北京吃不好？」
「还行。」
「还行还行，」她嘀咕，「你那脸色，跟街对面卖菜的老王似的。」
「妈，我坐了一晚上火车。」
「火车？不是有飞机吗？你不是坐飞机去的美国吗，回来倒坐火车了？」
「飞机票贵。」我说，「年底了，贵。」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转身掀开后厨的门帘，朝里喊了一声：「老头子！儿子回来了！」
我爸从后厨探出头，戴着套袖，手上全是面粉：「回来了？正好。你妈刚蒸了一屉，你先吃着，这个锅我正看着火——」
「你看什么火！」我妈把他往里一推，「你那个火候，包子蒸出来跟石头似的。去去去，我来。」
我爸讪讪地缩回去。后厨传来一阵响动，他大概在收拾面案。
我妈重新出来，手里端着一碟包子，往我面前一放：「趁热。」
我坐下，拿起一个。
包子还烫手。白面，十八个褶，捏得整整齐齐。我掰开——皮薄，馅大，猪肉大葱，油汪着，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我咬了一口。
烫。但就是那个味。
十一年前，我重生的第一天早晨，她端到我床边的，就是这个味。后来我在北京吃过无数家包子铺，庆丰的，天津的，狗不理的。没有一家是这个味。
「包子还是那个味。」我说。
「废话。」我妈在旁边坐下，理了理围裙，「我包了十多年了。十多年，一个味，才是本事。你当是那些机器包的？一个模子，凉了硬了，热了塌了。」
「你就不想着改改？」
「改啥？」她瞪我一眼，「你爸当年追我的时候，就是吃我这一口包子。改了，你爸不认账了。」
我爸的声音从后厨传出来：「我认账！你别瞎说！我当年是看你人好——」
「你当年是看包子好！」我妈提高声音，「第一回来我家，连吃了七个！撑得在院子里走了半宿！」
「……那是你妈包的比我妈包的好吃。」
「废话！」
我咬了一口包子，没说话。蒸汽腾上来，糊了我的眼镜。我摘下来擦了擦。
我妈看了我一眼，忽然说：「你眼镜度数又涨了？」
「没涨。」
「那你摘啥眼镜？大冬天的，屋里又不热。」
我没接话。我把眼镜戴上，低头喝粥。
中午，卖豆腐的婶子来买包子。看见我，扯着嗓子喊：「哟！大学生回来了！」
她这一嗓子，半条巷子都听见了。不一会儿，屋里就多了好几个人。有来买包子的，有纯粹来看热闹的。巷口修鞋的老头进来，转了一圈，说：「陆家小子，你上电视那会儿，我看了。你妈在电视里，比现在精神。」
我妈脸一红：「去去去，看你的鞋摊去！」
「我说真的！」老头说，「你在电视里，坐得板板正正的。不像你。」
「……我不像我自己，像谁？」
「像镇上开会那个书记。」老头说完，拎着包子，笑呵呵地走了。
屋里人都笑。我妈恼了，作势要拿笤帚。我坐在边上，喝我的粥。
下午没什么客人。我妈在后厨备馅，我在店里帮着擦桌子。擦到第三张桌子的时候，外头进来一个人。是个姑娘，二十出头，背着个双肩包，脖子上挂着相机。
「大姐，」她冲后厨喊，「来四个包子，一碗粥。」
「好嘞。」我妈应了一声。
姑娘坐下来，抬头看见墙上那篇报纸，愣了一下。她站起来，走到墙边，凑近看了看，又回头看我：「哎，这报纸上这个人——」
「怎么了？」
「我认识！」她说，「他写过书，我初中时候看过！《慢慢长大》——不对，不是这本，是早先那本，讲小孩的。后来还上过央视。你别说，跟我们镇上一个姓陆的人长得挺像——」
她说着，又看了我两眼。我低头擦桌子，没理她。
「你跟他啥关系？」她问。
「没关系。」我说，「远房亲戚。」
「哦。」她信了，坐下喝粥。粥端上来，她喝了一口，又抬头看那篇报纸：「你说这人，现在干啥呢？听说都去美国了。」
「不知道。」我说，「听说在那边谈生意。」
「啧啧。」她咂了咂嘴，「十岁就上报纸，十五岁去美国。你说这种小孩，是咋养出来的？我弟今年十五，天天打游戏。」
「他爸妈可能就是普通人。」我说。
「那更稀奇了！」她说，「普通人咋养出这种孩子？」
我妈端着包子出来，正好听见这句。她把包子放在姑娘桌上，直起腰，说了一句：
「普通人咋了。普通人，也得吃饭。孩子饿了，你就得给他蒸包子。蒸着蒸着，他就长大了。」
姑娘愣了一会儿，点点头：「也是。」
她走了以后，我妈回后厨。我站在店里，看着墙上那篇报纸。边角被摸得起了毛边。
我妈那句「蒸着蒸着，他就长大了」，比我在华尔街听过的任何一句投资理念，都更像道理。
晚上，店里打烊了。
我妈在后厨刷碗，我爸坐在门口，看着巷子里的路灯。那辆黑色轿车还停在巷口，车灯没亮，黑黢黢的一团。
「爸。」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嗯？」
「巷口那辆车，谁的？」
我爸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不知道。停了两天了。没见人来开。」
「没见人？」
「没有。」他说，「头天晚上停的，就没动过。我还寻思，是不是谁家亲戚，把车停这了。问了问，都说不是。」
我站起来，又看了一眼那辆车。
京牌。黑色。擦得很干净。
第二天早上，我起晚了。
我妈已经蒸好了一屉糖包，放在桌上，用棉布盖着。她说：「你昨天半夜没睡？我起来两回，你屋灯都亮着。」
「倒时差。」
「倒啥时差！你坐火车回来的，倒哪门子时差！」她嘴上说着，还是把糖包给我推过来，「趁热。凉了，糖就凝了。」
我咬了一口糖包。糖还是烫的，流出来，沾了一手。她递过来一张纸，没好气：「慢点！没人跟你抢！」
「妈，」我吃完，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这个，给你。」
「啥？」
「上次你不是问，电视上那个进球的小孩吗。」我说，「就是他。他世界杯进了球。这是他签名球衣。」
我妈愣住了。她放下手里的活，用围裙擦了擦手，才伸手去拿那个信封。她的动作很慢，像是怕把信封弄坏。
信封里是一件折叠整齐的球衣。蓝白条纹，阿根廷国家队的。胸前有一块签名，龙飞凤舞的。
她拿着那件球衣，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第三遍的时候，她戴上了老花镜——她前年开始戴的，一直不好意思戴，只有看报纸的时候才偷偷戴。
她把球衣举到灯底下，仔细看了那块签名。
「……他真叫你Tree？」她问。
「嗯。」
「这名字谁给你起的？」她说，「你以前不是叫陆川吗？咋叫Tree了？」
我看着她。
她不知道。
1999年，我十岁那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巷口的槐树底下，我坐在门槛上，看蚂蚁搬家。她收摊回来，手里拎着一袋菜，路过我身边，随口说了一句：「你坐这儿，跟棵小树苗似的。」
就那一句。
她说完就走了，进厨房做饭去了。她大概早就忘了。十一年了，她说过那么多话，蒸过那么多屉包子。她不会记得随口说的一句话。
我记得。
那是我重生以后，第一次有人把我跟「树」联系在一起。上辈子，我是一棵长歪了的树。这辈子，从她说那句话开始，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一棵树。Tree。
后来的书，后来的歌，后来的沈柏、罗梅罗，全是从那个名字长出来的。
「你。」我说。
「我啥？」她愣了，「我啥时候给你起的？你小时候我都是叫你川川——」
「1999年。」我说，「夏天。老槐树底下。你说我坐在那儿，跟棵小树苗似的。」
她想了半天。想不起来。
「有这回事？」她皱着眉，「我咋不记得了。」
「你记性不好。」我说。
「我记性不好？你妈我，包子馅里放几勺盐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你说，」我看着她，「我七岁那年发烧，你守了我几夜？」
「三夜。」她脱口而出，「第三夜你才退的烧。你爸替了我半宿，我还不放心，又回去守着。咋了？」
「你看。」我说，「你记得的，都是该记得的。」
她张了张嘴，没说话。她低头，又看了那件球衣。她的手指，轻轻抚过那块签名，像是摸什么贵重的东西。
「这球衣，」她说，「值不少钱吧？」
「还行。」
「那他本人，长啥样？」她问，「我就在电视上见过。跑起来跟阵风似的。我老寻思，他要是来咱们这，我请他吃包子。他能吃几个？」
「七个。」我说。
「七个？」她睁大眼睛，「你咋知道？」
「他饭量大。」
「……你连这个都知道？」她看了我半天，忽然说，「你上辈子，是不是就认识他？」
屋里静了一下。
我看着她。
她也在看我。她的眼睛很平静。没有害怕，没有试探。就像是问一句「你吃了吗」那么自然。
「嗯。」我说，「认识。他是我朋友。」
她点了点头，没再问。她把球衣叠好，收进柜子里，压在最底下，又拿了一条毛巾盖上。
「那这个，妈给你收好。」她说，「等他来吃包子，你再找他签一个。签在袖子上。袖子露在外头，好看。」
「……行。」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又叫住我：
「哎。」
「嗯？」
「巷口那辆车，」她说，「今早我看见有人下来过了。是个中年男人，穿得板板正正的，在咱们铺子门口站了一会儿。我没理他。我看他像找人的。」
我脚步顿了一下。
「他说啥了？」
「没说。」她说，「站了一会儿，又上车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不用。」我说，「我知道他来找谁。」
「找谁？」
「找我。」
我妈愣住了。我掀开门帘，走出去。
早晨的巷口，阳光斜斜地照在老槐树上。树影投在青石板上，拉得很长。那辆黑色轿车，还停在老位置。
车门前，站着一个中年男人。
深色大衣，皮鞋，头发梳得很整齐。他看见我出来，往前迎了两步，又停住了。他打量了我一眼，像是核对什么。
「陆总？」他开口，语气恭敬，带着一点小心翼翼，「我是……张秋生先生的朋友。」
「嗯。」
「他让我带一句话。」
我站在老槐树底下，看着他。
他说：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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