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母亲带自己去外婆家。
那是个深冬，天色铅灰，低垂得仿佛要压到屋檐上。
天气太冷，得来肺炎，住了院。
一直身体不好，还不给自己吃饭，让自己饿着。出院后很长时间，她都咳嗽，胸口像压着什么。母亲说生病要忌口，很多东西不能吃。
晚饭时，桌上摆着简单的菜式，母亲给她盛的饭总是最小的那一碗。
“病刚好，不能多吃。”母亲这样说时，眼睛并不看她，而是看着电视里的新闻。
她端着碗，米粒在嘴里变得干涩无味，胃里空荡荡的，却不敢再要。
只有她跳绳不坚持的原因。
身体虚，医生说过要慢慢恢复。
可是母亲不记得，或者不在意。
她只记得女儿没有完成每天的任务，没有达到她的要求。
学校每天都有运动的，每天都要跳绳的。
早晨的操场，晨雾还未散尽，同学们排成队列，手里握着五颜六色的跳绳。
老师吹哨，绳子便纷纷甩起来，打在地上噼啪作响，像一场杂乱的雨。
她也在其中，手腕转动，绳子从头顶划过，在脚下掠过。
一下，两下，十下……然后就开始喘，胸口发紧，喉咙里有腥甜的味道。
周围同学轻盈如燕，她能听到她们均匀的呼吸，看到她们飞扬的发梢。
而她像一台生锈的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尖叫着抗议。
她没有力气坚持，没有按照她说的来就是错的。
放学回家，母亲问今天跳了多少。
她小声说八百。
母亲的脸就沉下来，嘴角向下撇，形成一个严厉的弧度。
“别人都能跳一千五，你为什么不能？”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关心是不是不舒服，只有为什么不能。在那个“为什么”里，她听出自己的无能、懒惰、不值得被体谅。
母亲还买了体重称。
那是一台电子秤，银灰色的，放在卫生间门口。
每次经过，她都会不自觉地看一眼，仿佛那不是一个测量工具，而是一个沉默的审判者。
母亲说她胖，说自己比她瘦。
比身高的戏码结束后，往往是体重的比较。
母亲会先站上去，看着数字稳定，然后叫她：“你来。”
她脱掉鞋，袜底踩在冰凉的玻璃面板上，数字跳动，最终停在一个数值上。
她量出来的比她瘦14斤。
这是事实。
但母亲不相信，或者说，不接受。
“这秤不准。”
母亲说，然后重新站上去，再让她站，反复几次，直到数字出现一次偶然的偏低——也许是因为站姿的细微不同，也许是秤的误差。
“你看，我就说我不可能比你重那么多。”母亲满意了，好像赢得了一场重要的比赛。
但是她只敢母亲不在的时候偷偷量一下。
某个午后，家里很安静，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斜切进来，在卫生间瓷砖上投下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
她赤脚踩上秤，看着数字跳动，最终停在那个真实的、比她记忆中还轻一点的数字上。
她盯着看了很久，好像要把它刻进眼睛里。
不然，母亲要是知道了，估计又要不开心了。
母亲的不开心是有征兆的：嘴角更紧地抿起，说话声调变高，动作幅度变大——摔门，重重地放碗，拖椅子时发出刺耳的刮擦声。
家里的空气会变稠，像暴雨前的低气压，每个人都要小心翼翼地呼吸。
父亲当时也是，初三还是初二天天说她胖。
晚饭桌上，父亲夹一筷子菜，看她一眼，说：“女孩子要控制体重。”他说得很随意，像在评论天气。
但她听进去了，每一个字都像小石子，投入心里，漾开一圈圈涟漪。
她低头看碗里的饭，突然觉得它们太多了，太白了，太罪恶了。
青春期就是这样的体重。
生物课本上写着，这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需要充足的营养。
但她不敢说，不敢用科学对抗父亲随口的话语。她只是默默地，把饭扒得更慢，吃得更少。
她也90多斤没有超过100斤。
这个体重在体检表上被归入“正常”范围。
但她不相信表格，只相信父亲和母亲的眼神——那种打量、评估、不满的眼神。
但是因为他们说她胖，她后来也在没有好好吃过饭。
饭变成了需要计算的东西：这碗米饭有多少克，这筷子青菜有多少卡路里，这块肉能不能吃。
吃饭不再是为了饱腹或享受，而是一道道数学题，她总在计算，总在担心算错。
现在有时候也会肚子疼。
那种疼是隐隐的，从胃部蔓延开来，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缓慢地绞。
她习惯了，就像习惯了很多其他事情一样——习惯了在疼的时候弯下腰，习惯了不说，习惯了等它自己过去。
母亲还看她的手说没有干过活的手就是不一样。某个周末，她在洗碗，母亲走进厨房，突然抓起她的手，举到光线下仔细看。
她的手其实并不细腻，指关节有点粗，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几处淡淡的疤痕——小时候摔倒留下的。
但母亲看着，嘴角浮起一种奇怪的笑，转向正在看报纸的父亲：“你看，这手一看就没干过活。我要是没干过活，手也是这样的。”语气里有羡慕，有嘲讽，还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
她抽回手，继续洗碗，水流过手指，温热，但暖不到心里。
小学的时候，因为不自信，常常咬指甲。
上课时，思考时，紧张时，牙齿就会不自觉地找到指甲边缘，一点点啃咬。
指甲变得参差不齐，指尖总是光秃秃的，有时咬得太深，会出血，疼得她倒吸冷气。
母亲说咬指甲就拿针扎她。
不是玩笑，母亲真的从针线盒里拿出了那根最长的针，银亮的，针尖在灯光下闪着一点寒光。“再咬，我就用这个扎你的手。”
母亲说，把针放在她面前的书桌上。
她一整天都能看到那根针，它躺在木纹上，像一个随时会醒来的威胁。
但是那样她也没有改掉。
恐惧没能战胜习惯，或者说，紧张和焦虑比针尖更锐利，更难以躲避。
她还是会咬，在母亲看不到的时候，在被骂之后，在考试之前。
咬指甲成了秘密的、小小的反抗，也是唯一的自我安慰。
后面，现在她改掉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意识到咬指甲不能让任何事情变好，只会让指尖更痛，让母亲更有理由指责。
她开始用意志力控制，当牙齿靠近指甲时，就用力握紧拳头，让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痛转移了，从指尖到掌心，但至少别人看不见。
她军训的时候想要买防晒霜，母亲不同意。
那是高一开学前，夏天最热的时候，阳光毒辣，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空气里晃动着热浪。
学校发来的通知上写着需要准备的物品，其中就有防晒霜。
她拿着通知给母亲看，指着那一行字。
母亲瞥了一眼，说：“有化学成分，对皮肤不好。”语气不容置疑，像在陈述一个真理。
她试图解释，说太阳很晒，会晒伤。
母亲打断她：“我们小时候什么都没用，不也好好的？”
自己却用着很多有化学成分的东西。
母亲的梳妆台上，瓶瓶罐罐摆了一排：爽肤水、乳液、精华液、晚霜。
她偷偷看过成分表，那些长长的化学名词像外星文字。
但母亲每天早晚都用，细致地拍打、涂抹、按摩。
而她，一直到高中，每次的军训都被晒伤了。
第一次军训是初中，三天后，脸和脖子开始发红、刺痛，然后脱皮，新长出来的皮肤颜色不一样，像地图上的不同色块。
高中军训更久，晒伤也更严重，晚上躺在床上，皮肤像着了火，碰到床单都疼。
她偷偷用冷水浸湿毛巾敷在脸上，水珠顺着脸颊流下来，分不清是水还是泪。
她也被有些同学嘲笑了。“你怎么晒成这样？”“没用防晒吗？”“哇，你的脸好像煮熟的虾。”
那些话语本身并不特别恶毒，在青春期的玩笑里甚至算温和的。
但她听出了里面的诧异、不解，以及一种微妙的优越感——她们做了防护，她们没有被晒伤，她们有母亲关心这些细节。
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爱她，但是母亲应该是爱妹妹的。
这个认知像一根细刺，扎在心脏最柔软的地方，不致命，但每一次心跳都能感觉到。
她观察，像科学家观察实验对象那样仔细：母亲看妹妹的眼神更柔和，和妹妹说话时声音会低一些，妹妹要什么，母亲犹豫的时间更短。
母亲对妹妹很好。
下雨天，母亲会去学校给妹妹送伞；妹妹感冒，母亲整夜守在床边；妹妹的成绩单，母亲会仔细看，然后说“下次努力就好”。
这些场景她都见过，在门缝里，在转角处，在不被注意的角落。
她像个偷窥者，偷窥着另一个版本的母女关系——温暖、包容、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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