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开的课除了政治、语文和数学外，还有体育、音乐、美术和劳动。政治课最简单，只要拿着新的报纸读一读社论、评论就是了；语文、数学都是有课本的；音乐也方便，广播中革命歌曲时时在放，跟着唱就行；体育课嘛，天好时往场上抛二个球，天雨时把课桌拼到一起当乒乓台让学生玩也就凑合了；美术课无非画画红旗、太阳，年级高一点画画向日葵、天安门；只有劳动课要动真格的，每个学生要带上镰刀和竹篮去割草。
学校养了二十几只长毛兔，学校的一切日常开支全靠它，什么修理课桌椅的工钱、购买粉笔、纸张的资金等等。这几十只兔子可全靠学生割草来喂养，号称是“勤工俭学”，这又是运动中产生的一个新生事物。
城里的学校有的办小的修理厂，有的办小的加工厂。农村的学校怎么办？除了田和地，什么也没有，但田和地都金贵的很，是农民的命根子，那个队都不会舍得让出来，再说，就是有田，那些个娃娃也种不来。种田不行，那只能是搞养殖了，养鸡养鸭养猪养羊，都是投入大、周期长、效益差，再说，你在教室里上课，外面鸡飞狗跳的也不像个学堂是吧？所以学校几个老师商量后选择了养兔子。
大队领导一听也对头，勤工俭学是学校的办学方针，县里、公社也催得很紧。长毛兔的毛很值钱，农户家中也有养的，只不过也就养一对二对的，这长毛兔的毛一年可以剪几茬，投资轻、繁殖快、效益好、回收快，就是比较费人力要割草，但在学校割草的人力不成问题，那些孩子干不了农活但割草却是家里的主力军。于是帮盖了个兔舍，出资购买了种兔，通知各生产队，学校来割草尽量不要驱赶。此时，野草和大粪一样，也是生产队的宝。生产队的每个田头都挖了一个坑，将野草、猪粪和从河里捻上来的河泥混和后堆在坑里，沤制成肥料，号称是“小塘泥”，种田时撒到田里作基肥。为防止草被别人割去，生产队还有专人“看草”。
学校养了长毛兔，所以学校的学生一个重要“功课”就是割草，每天轮流着由班主任带着一个班去，任务是每个学生一篮子青草。夏秋季节还好办，“江南暮春，草长莺飞”，草长不假，莺飞已成回忆，就连麻雀也因除“四害”打得不见踪影了。到了秋冬时节，这草就难办了。河边、荒地上的草毕竟不多，就算有，也早给农民割去了。为完成任务就免不了要打生产队田埂和田里的主意，那些顽皮的学生稍不留意，就将田里的绿绿的东西塞全进自己的篮子，不管是野草还是作物，老师也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二、三十个孩子撒出去，你去管谁呢？当然，完成任务，让学校的兔子吃上草也是要紧的事。生产队里负责看草的，见了这帮学生过来也是如临大敌，偷点草去那还小事，糟蹋了庄稼可是要给队长扣工分的。所以看草的一见学生来就拼命的把他们往别的生产队那里轰。窑港小学养长毛兔很获成功，学校的一般用品都能自己解决，此事后来经苏志超在“双抢”简报上一宣传，成了个先进事迹，在整个公社里得以推广，连外公社甚至外县的学校也来参观。
话说回来，苏志超一力举荐高云来代课，高云也想挣几天省力工分，代课是跟在小队里上工一样，按天记工分的，这几年高云已学乖了，同样挣工分，什么灭螺队、宣传队、出简报的，到底不需要付出重体力和日晒雨淋，轻松多了。只是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现在要“为人师表”可是大大的难事了。于是只有谦让地说：“还是让别人来代课吧，我怕不行。”听得出，言语间有点犹豫，并没有回绝的意思。
张老师听了，有点为难，一想苏志超说的话，也不失为一个办法，犯不着当面给人难堪，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卖个人情：“反正没几天的事，我看你能行的，就这样定了，明天来上班吧，就教体育、音乐、美术这三门课，上课的节数可能多点，但备课份量轻，也没有什么作业要批改，算起来工作量和大家也差不多。”其他二个老师听了，也不好再说什么，人家高云就站在面前，总不好当面说他不行吧？
就这样，高云当上了三个多月的代课老师。伤筋动骨一百天，李老师在家养了三个月才基本康复，走路还是有点跛，挑不了担做不得重活，但上上课已经无碍了。高云代课的使命完成了，从此又多了一份阅历，路上遇到的村民都改口叫他“高老师”，想想，连自己也觉得好笑。
正当高云躲在学校享清福时，窑港大队却发生了地震般的爆炸性新闻：大队长康连富与党支委戴小玲，二人在大队部里出事了，那是被民兵连长陈明华发现的。
其实，陈明华本来并不是奔康连富去的，只是工作太认真了。那晚他上床准备睡了，却突然想起从大队部走的时候有点匆忙，好像忘记把办公桌的抽屉给锁了。仅管里边只有一些文件资料，但那时神经的弦绷的很紧，他怕出什么意外，万一被坏人偷去几份文件，那也是了不得的大事。所以又赶紧起来，奔大队部而去。
大队部晚上没有人，大门的“司不令”锁只配了三把钥匙：分别在大队长、陈明华和大队书记手里。那知，他刚开进大队部办公室，却听见里面有男女惊叫声，倒把陈明华吓了一跳，忙打开电灯一看，原来是大队长在和戴小玲“谈心”。陈明华正嫌官小，觊觎着大队长甚至大队书记的位置，得此良机，就趁机把事闹大，他大声咋呼着，隔壁蚕桑队及周围的人，听到声音都围了上来，见了这一幕后，一传十，十传百，到第二天中午，连公社领导也知道了。
很快，康连富、戴小玲都被开除了党籍、撤消了职务，回去种田了。老书记也因此事被撤职，而陈明华因清理腐败分子有功，晋升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很可惜的是，康连富当年因学哲学被树为全省的标兵，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在大队里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全省也小有名气，也因此而当上了大队长，眼看马上就要接替老书记成大队一把手了，今后的前途一片光明。却因一念之差，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次的事看到的人实在太多，影响也实在太差，上面的领导也保不了。
要说起来，其实康连富和戴小玲也是可怜的很。前面已经说到过的，在蒋庙这样的小地方，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历来旱涝保收、衣食无忧，虽贫但不至于会饿死，虽穷也未达到要出去要饭的地步，所以封建残余势力依然有着很大的市场。许多当地谚语就很形象的说明问题，譬如什么“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离家千里，不如在家屋里”等等，在男女婚姻问题上，更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基础，就算是解放了那么多年，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而成婚的仍然少之又少，这当然也与农民们每日忙于田间劳作，没有余暇、没有机会对外接触有关。
康连富四十不到，早早就奉父母之命结了婚，那女人木讷呆板，除了生孩子、种田地什么也不会，康连富就连别人先结婚后恋爱的滋味也没尝过。戴小玲则也是十六、七岁时就订了婚，对方家境殷实但那男人琐小猥亵，父母只是贪图男家的彩礼和家财才给她定下了这们亲事。二人在工作上接触多了，对对方的家庭、婚姻都了如指掌，工作之余聊起生活，都是相互同情，如此，日久生情，不免做出了出格的事。不曾料想的是，大队部里这样别人进不了的隐密地方，居然因一时疏忽，忘了陈明华也有钥匙，也是二人情热失去了理智，导致在众人面前出丑露乖，毁灭了二人各自的大好前程。
陈明华、康连富和戴小玲都是老书记一手培养出来的年轻干部，一个荣升二个沉沦，连带老书记也被“陪杀”，从此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好在陈明华还念着老书记当年提拔他的情义，后来给老书记安排到了大队的企业，总算是对“误杀”老书记这事作了点交待。至于康连富与戴小玲的爱情故事，几年后也有了美满的结局，康连富在事态平静后离了婚，与戴小玲终于走到了一起。在改革开放之后，承包下了大队铸造厂，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着自已善于交往的特长，充分利用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工厂办得满有生气，再看来经苏志超、陈亚东牵线，又挂靠上了上海一家拖拉机制造厂，定点为该厂提供铸造产品，使铸造厂不断发展，终成一方富豪。而陈明华后来因年龄大了口碑也不佳，在支部改选中落选。后来当康连富发财之后，应聘到他的公司当上了保安，也算是发挥自已的一点特长吧。这事听起来有点奇怪，康连富却另有说辞：如果当初不是陈明华那一闹，我康连富那能娶到小玲这样称心如意的老婆？更不可能成为铸造厂的老板而富甲一方，至多能混到个大队书记，永远脱不了那身“龙（农）袍”。更何况他现在在我手下打工，是方是圆还不全看着我的脸色；他只能害了我一次，我却操控着他的后半辈子。当然，这些自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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