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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地方军队的巡视总是不期而至，说是为了剿匪平乱，实际上却是为了收集年货，过上个安逸的年。这种活动与普通民众置办年货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手法更具威胁性。
地方官员对于这种敲诈勒索一般都会默默付钱了事。山东的州县本就贫困，哪里有闲钱照顾这些大兵？
然而，此次情况却有些特殊。程正的身份可不简单，地方官员心知肚明，京师秉笔太监背后的人物，再加上他掌握盐政巡检的职位，简直是聚宝盆。而他麾下拥有数千虎卫，这样的金权交加，可谓富可敌国。
这种角色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出钱难题，各地官员纷纷头痛不已。
程正早已决定在腊月初八出兵剿匪，这段时间，地方官员都焦急不安。一边抱怨自己已经够不容易，一边努力打听，到底需要多少银子才能交差。而李守备之事传遍莱州府，成了热门话题，结果在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各个州县的衙门纷纷派使者前来胶州知州衙门求情。
颜知州心情无奈，这些人原本都服气程正，因为他们在私盐系统中分得一杯羹，明白盐差的利润，所以不敢有异心。但最近，胶州即墨地区的富绅们对程正充满敬畏，三清观也是著名的大庄园，被程正的手下轻而易举地拿下，消息传出后，引发巨大震动。
其余地区如平度州和高密，与胶州不搭界，程正的消息也未曾传至。然而，当听闻他要出兵剿匪时，他们以为只是例行年货采购，根本不放在眼里。但有些小心的人却开始打听，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不打听还好，一打听程正和胶州营的可怕威势，以及他们的决绝行动，各地的富绅们都心慌意乱。
这些富绅原本对程正言听计从，因为他们在私盐系统中获利颇丰，深知盐差的重要性。最近，胶州及即墨地区的豪强对程正开始感到畏惧，三清观的事情在地方上传为佳话，程正的声势也日益高涨。但对于平度州和高密的地方富绅们来说，程正的消息似乎与他们无关，不过是一场年货准备。然而，有些人开始打探消息，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如今，各地的官员和富绅们忙得团团转。一方面，他们心知事情不妙，想要知道到底需要多少财富才能安然度过这次剿匪行动；另一方面，程正的声势日益壮大，地方官员也不敢得罪他。消息一传开，各地的人都来胶州知州衙门打探消息，希望获得一些答案。
颜知州无奈之下，将这些烦人的事推给了吴同知。吴同知笑容满面地接待这些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胶州营的士卒都是军纪严明，绝不会骚扰地方百姓，希望各州县放心。当然，这番话谁也不会全信。
而河南地区的情况也不容忽视，那里波澜壮阔，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联手，兵发六十里，大战于龙门、白沙，与官军交锋，打败了祖宽的部队。
明朝的藩王，除了最初几代外，一般都被囚禁在城内，如同关在大监狱中。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人，性格、情商和待人处事方式都扭曲了。有些人无知无畏，或者被生活的局限变得极端。他们中也有一些人，被形容为“天真烂漫”。
朱云瑶就是这样的人。一旦她的身份被揭穿，她并没有恐慌或警惕的情绪，反而向程正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有人陪她去海边欣赏风景。她认为自己如此之大竟然还没有见过海，这着实令她遗憾。
程正干脆地拒绝了朱云瑶的请求，同时命令辽东匠户的家眷严密看管她，不允许她随意外出。朱云瑶早就认定程正不会害她，甚至有些宠溺。这种宠溺让她感到有些不自在，因为这类似于兄长对妹妹的纵容。
事实上，王府内外充满了风险。在这个环境下成长的人，对人性善恶有着敏锐的洞察和直觉。朱云瑶早就认定，程正不会伤害她，甚至对她有些宠溺，这让她有了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尽管这种宠溺让她感到有些不自在。这种情况就像是兄长对妹妹的放纵。
程正果断地拒绝了朱云瑶的请求，同时命令严密看管辽东匠户的家眷，不允许她乱跑。朱云瑶深知，程正不会加害于她，这种宠溺更让她自由自在，然而，作为周王府的郡主，这种宠溺却让她感到有些不自在。
就在这个决策时刻，程正所在的地方也正是出兵的时候。整个盐田盐场和逢猛镇都处于高度警戒之中。郡主如此重要，不敢轻易放她外出。程正有些郁闷，这女孩一点也不怕自己。
程正实际上对朱云瑶的请求感到有些困扰。他知道她并不怕自己，这使得她有些桀骜不驯。不过，他也明白，在这个时刻，不容许她离开。于是，他果断地拒绝了她，并命令加强对她的看管。
与此同时，周王府内外的局势也逐渐紧张。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地方官员和富绅们都在烦忙之中。他们需要处理不断涌来的问题：程正会收取多少财富，如何在这个危险时刻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问题让他们焦头烂额。
由于胶州营的命令仍在等待传达，消息还没有散播到全地区。然而，当地的一些小心人开始打听，他们得知胶州营和程正的威势，以及他们的行动，让他们大吃一惊。
如今，各地的官员和富绅们都在忙碌之中，一方面担心程正的威势，一方面努力找寻答案，到底需要多少财富才能在这次剿匪行动中安然度过。颜知州也束手无策，只能将这些麻烦事推给吴同知，而吴同知则笑脸迎接这些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胶州营士兵纪律严明，绝不会滋扰地方百姓，希望各州县放心。当然，这番话谁也不会完全相信。
同时，河南地区也在经历波澜壮阔的动荡，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联手，大举出兵，与官军在龙门、白沙交战，打败了祖宽的部队。这些事情让河南地区陷入了混乱和不安。
除却外地来的流窜匪寇之外，本地立寨之辈，尽皆非本地之人，他们在寨中养家糊口，自然需要粮食、马匹、庇护之地。这一切，全仰赖本地的富豪提供。马帮、马匪也不例外，马匹需要安顿在马厩，人需要庇护在屋宇之中，毫无疑问，这样的基地不能在荒郊野外随意找寻，需要地方上的豪门提供，他们的关系紧密无比。
地方上的富绅们有家有产，某些事无法公然施行，他们需要代理，而这些盗匪山寨正是最佳的选择。这些富绅们也知道，在这样的局势下，他们必须有所准备，或者为自己的子弟提供庇护，甚至鼓励他们加入这些山寨。
这种情况在晚明时期非常普遍，比如说捻军，他们多数并非贫苦的农民，而是山东和河北地区的地主和富户。他们在农闲时结成捻军，抢掠村庄。这些人有时表现得如此坚不可摧，以至于常人难以置信。
正因为地方富户和匪寇之间的紧密合作，只要有军队前来剿匪，这些人总会第一时间获悉消息，他们会迅速散去，甚至改变身份，变成地方名门望族的家丁，以逃避军队的追捕。这种情况使得政府难以采取有力的行动来打击这些山寨匪徒。
此外，由于政府征兵或剿匪时常常需要地方豪强的协助，如果他们不愿意或不合作，政府的行动将受到阻碍。因此，政府不得不谨慎对待这些地方势力，以维护自己的权威。
现在，在逢猛镇，代表各大豪门的人物汇聚一堂，他们表现出极度的恭敬。程正对他们宽和有礼，但他也暗中了解到了这些人的底细。这些豪门掌握了地方的实际权力，政府需要依靠他们来维护地方的稳定。这种权谋和利益关系在晚明时期非常复杂，政府和地方豪强之间的博弈常常影响着地方社会的稳定。
不过，当程正开始揭示这些豪门的底细时，他们一个个不禁感到恐惧。程正对地方情况了如指掌，甚至能够详细描述各家的势力和武装规模，这使得他们感到无所遁形。这些地方势力在豪门的掌控下，依赖着家族的力量，但此刻，他们似乎已经被程正揭示得一览无余。
程正逐一点破了他们的底细，让这些人陷入了恐惧之中。这时，他们开始明白，程正并不是表面上温和的形象，他知晓他们的一切，有力地揭露了他们的隐秘。面对这样的局面，这些豪门不得不跪地求饶，这一切都在程正的掌控之下。
最后，程正宣布了一项新规，将地方豪门划分为三个等级，并规定了他们的子弟应该服役的数量和贡献比例。这一规定对这些地方豪门来说无疑是一种重大的剥夺，因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而规定要抽调亲眷子弟，将无疑对他们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这一宣布使得场面更加安静，原本热闹的氛围瞬间冷却。这一规定直接削弱了这些地方豪门的地位和权力，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和不安。程正通过这一规定，成功地加强了对地方势力的控制，为胶州营的稳定和地方的安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众人的哗然声越来越高，他们内心开始质疑程正是否过于强势，是否在断绝了他们的后路。
程正眯起了眼睛，冷静地聆听着下面哗然的声音，他淡然地说道：
如果各位不愿意合作，那么我领兵前去强取，不必再等。你们可以散了吧！
他随手挥了挥，然后自顾自地走回了宅院。院子里的胶川士兵齐声高喊：
请各位离开吧！
这一声断喝，各位豪绅的喧嚣声戛然而止。他们如同被一盆冷水泼醒，一时之间茫然无措。
跪在地上的豪绅们相互交换了眼神，脸上露出了焦虑的表情，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渐渐地，有人从地上站起身，颓然离开了庭院。
当腊月初七到来时，程正坐在客厅里，听着小海的汇报。小海告诉他：
古城集的彭葵前天晚上就骑快马离开了，丘家昨夜也出发了，其他地方的豪门都前往盐栈，准备和两位掌柜商谈，希望能降低价格，不管是产量还是人丁都有所减少。
程正点了点头，深思熟虑地说：
我们要从容谈判，让他们先思考。告诉他们，我们并不着急，最后期限是正月十五，他们要看风向，我们就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看风向！
他接着叮嘱小海：
下令，腊月初八准时出发，同时让所有新旧的盐差都做好防御的准备。
这是军令，小海郑重地应了，匆匆出去传令。程正利用地方豪门和商家的帮助，了解了各处豪强的情况。他清楚地知道亭口镇的丘家和古城集的彭家是莱州府南部最强大的两股势力，特别是彭家，几乎控制了整个登州，他们拥有两百多骑马，可以召集上千人的大军。
所谓的“上等豪强”在莱州地区，也就是这两家了。他们怎么可能甘愿将这些财产拱手相让呢？
在客厅内，程正终于松了口气，他之前一直保持着严肃的表情，让下面的人以为他因战事而担忧。但实际上，程正的真正担忧是，如果这些豪门答应得太快，那将影响胶州营士兵练兵的机会。
他坚决地告诉他们，胶州营不需要着急，给他们看风向的时间，让他们自己考虑。这个策略是为了保护胶州营的权益，确保士兵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
（明朝末年政府对于一些叛乱势力采取放任、纵容的政策，导致这些势力逐渐壮大，最终对明朝政权构成威胁。
明朝末年，国家内外形势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政府内部腐败严重，官员贪污受贿，军队士气低落，无力应对外敌入侵和内乱。同时，农民起义、地方割据势力等也不断涌现，对明朝政权构成威胁。
面对这些叛乱势力，明朝政府采取了一些放任、纵容的政策，试图通过与他们达成妥协来维持政权的稳定。政府对一些叛乱势力进行了赦免，给予他们官职和封地，甚至还提供军费和粮食供给。这些措施使得这些势力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壮大。
然而，这种养寇自重的政策最终导致了明朝政权的衰败。叛乱势力在政府的纵容下逐渐壮大，不再受控制，最终演变成了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势力。这些势力不仅对明朝政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还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民不聊生的局面，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养寇自重的政策是明朝政府在内外困境下的一种无奈之举，但却加速了明朝的衰亡。这一教训也对后来的政权有所启示，提醒人们在面对叛乱势力时不能放任纵容，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镇压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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