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三潘之乱”开始了。清军入关时，满洲八旗主要靠的是否降兵降将，让汉人打汉人。明朝海关总兵吴三桂先投降李自成，后来“冲冠一怒为红颜”，开关降清，打跑了李自成，又一路打过去，最后将明朝的永历帝朱由榔从缅甸抓回来缢死。为此，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贵州等省。降将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统称“三藩”，其势力大，康熙想削藩，最后双方矛盾激化，吴三桂打着“兴明讨虏”的旗号造反，各地纷纷响应。蛰伏多年的“蕲黄四十八寨”秘密组织，也是在酝酿着揭竿而起，反清复明。
这次起义的核心智囊人物，就是黄金龙。他是湖北大冶人，懂一些道术，自称得到到了上天赐予的天书和宝剑，要辅佐明朝的宗室重新建立帝业，恢复大明江山社稷。他的这种民民间宗教特点，很容易吸进和团结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即将开始。
刘君孚，本名刘启祯，字君孚，是麻城东山曹家河人。是蕲黄四十八寨的领袖之一，在民间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平时期，官府借助他来办理盗案，但是如果有个契机，那么他就能扯旗造反。而这个契机就是吴三桂送来的“委任状”，其实是“伪札”。刘君孚等人，在内心里不一定支持吴三桂，但他们知道这是个大好时机，天下战火四起，清廷手忙脚乱，如果举兵起义很有可能恢复明朝江山。刘君孚和他的智囊黄金龙四处串联，与“蕲黄四十八寨”以及河南、安徽、江西各省的反清复明势力秘密商议，任命将帅，准备聚众数十万，于康熙十三年七月正式起义。
当时，麻城知县屈振奇并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他按照上级命令，严厉追查吴三桂的“伪札”。刘君孚养子刘青藜的保户杨楚乔被官府抓捕，屈打成招。刘君孚误以为官府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内幕，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于五月十五日，很仓促地在曹家河举兵造反。本来是接连数省、数十万人同时发难的大型的“反清复明”的起义，现在演变成了“官逼民反”的中小型叛乱。刘君孚匆匆起兵后，程镇邦、鲍洪公、陈恢恢、李公茂等几股势力也起兵响应。知县屈振奇请黄州副总兵王宗臣率军驻扎兴福寺，自己率乡勇驻扎白杲镇，约定日期，准备共同剿匪。刘君孚只派了七名骑兵，晚上偷袭王宗臣的军营，就把王宗臣和屈振奇的兵马逼回了县城。这时候，麻城东山的“蕲黄四十八寨”势力，都纷纷起兵，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康熙十三年五月，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因造桥失职被“革职”。
东山叛乱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昌，巡抚张朝珍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如果刘君孚的起义军成了气候，长江中游下游将被隔断，不仅湖北一带两面受敌，河南、安徽、江西乃至江苏等省也都会受到压力，整个战局可能都要发生变化。但这个时候，朝廷大军正在全力进攻湖南的吴三桂叛军，战争打得十分艰苦，很难分出兵力来平息黄州叛乱。于成龙这时候正在武昌待罪，爱喝酒的他，成天醉醺醺的，给人一副失意酒徒的形象。张朝珍把他召到辕门，商量剿抚大计。于成龙在黄州为官多年，长期驻守麻城歧亭，与刘君孚的关系十分密切，知道“蕲黄四十八寨”的底细。张朝珍就决定委派于成龙前往黄州，主持“招抚”大计。于成龙则向张朝珍提出要求，允许他“便宜行事”，打破常规、放开手脚去解决这个复杂问题，张朝珍都答应了。对于成龙来说，这实在是自己“立功赎罪”“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
五月二十二日于成龙于从武昌出发，只带了几名随从，二十四日到达黄州麻城县白杲镇，此地距刘君孚的山寨只有十里路。他撰写了一篇《初抚东山遣牌》，以老父母官的口吻，回忆自己与黄州百姓的鱼水深情，对黄州百姓倍加关怀、慰问，对起兵叛乱的事情表示无限的遗憾与责备。他把告示贴到各处，声称自己向巡抚苦苦哀求，阻挡住了大兵征剿，要求百姓们到白杲镇找他来倾诉冤屈，让他来评判是非，早日恢复地方平静。如果百姓们不给他面子，那他就只有回省，请巡抚派兵来剿杀了。他又撰写《劝畈间归农谕》，大讲副总兵王宗臣的好话，说他也是爱民如子，慈悲心肠，带兵来麻城，主要还是安抚百姓，并非前来剿杀。另外，他又向道台徐惺、巡抚张朝珍两次发文，要求释放被错抓的良民百姓，平息民怨。黄州麻城一带的士绅百姓，对于成龙是十分崇敬和信任的，也是十分畏惧的，一看于大人来了，都纷纷赶到白杲镇，诉说冤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接受招抚。轰轰烈烈的刘君孚起义，就像一个还没有完全吹起来的大气球，被于成龙轻轻地拔掉了气门。
接着，于成龙把注意力转移到率兵聚守山寨的刘君孚身上。他认为，如果迅速招抚，刘君孚还有可能改变主意，稍迟数日，各处的起义军合兵一处，势力大增，刘君孚就不会甘心受抚了。
五月二十七日，于成龙先派白杲镇的一名乡约，拿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去见刘启祯。他在信中说明了朝廷的招抚政策，刘君孚只要率部投降，不但不会杀他，还会特别重用。于成龙估计乡约已经抵达山寨，自己便骑了一匹黑骡，带了两名随从，一人打伞盖，一人敲锣，缓缓地向山寨进发。在距离山寨还有二里地的时候，于成龙命令随从敲锣喊话，说于大人到了，特来营救山中冤屈百姓的性命。刘君孚曾经做过于成龙的差役，对于成龙十分敬畏。听说于成龙亲自来了，他吓得不敢见面，仓惶躲到了后山，却命令手下的士兵们，手持火铳，列队相迎，恐吓于成龙。于成龙极有胆略，根本不怕这种场面。到了山寨前，大声喊叫开门，很多士兵都认识于大人，又看见没有带兵，只好开门请于大人进寨。于成龙进了寨，下了骡，坐到刘君孚的大厅里，很随便地询问：“君孚老奴到哪里去了？怎么不出来见我？”士兵们很尴尬地声称，刘君孚外出，过一会儿才能回来。那些认识于成龙的士兵，很不好意思地过来拜见，其他的人，也只好跟着礼拜，就好像迎接长官一样。于成龙先不提起兵造反的事，只很关心地询问山中的雨水和庄稼，就像以前劝农时的问话一样。大家只好顺着于大人的问话来回答。提起雨水和收成，大家自然联想起了平时的太平生活，想起了妻子儿女欢聚一堂的场面。好好的，谁愿意起兵造反啊！这样一来，刘君孚的军心也就散了。
于成龙拉着家常话询问了几句，又喊叫着天气太热，渴了，要士兵拿水给他喝。又解开衣服，脱了靴子，摇起扇子，躺到刘君孚的床榻上呼呼大睡起来。睡足了一个午觉，醒来后又问：“君孚老奴，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客人来了，难道连酒饭都不准备吗？”刘君孚一直藏在附近，到这时候，不得不出来相见。于成龙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他几句，说官府刑讯逼供这么一点小冤屈，哪值得起兵造反，自取灭亡？现在朝廷政策很宽大，只要率部投降，造反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朝廷还会另有重用，绝不亏待。
刘君孚很久以来就有反清复明的理想，绝不可能被于成龙几句话就说得改变主意。但是，他这次仓促起义，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于成龙的招抚政策一出，民心涣散，军心涣散，再要硬撑着，也不会有好下场。他考虑再三，只好表面上暂时答应于成龙，约定六月三日率部投降。究其本意，是想另寻良机，再行举事。六月三日，刘君孚果然率领几千人，打着一面“倾心向化”旗帜，到白杲镇向于成龙投诚。于成龙很高兴，又根据事先和张朝珍商议好的计策，命令刘君孚去劝谕招抚其他起义军，并郑重承诺，事成之后，朝廷封刘君孚为“戎旗守备”（正五品的武职官员）。刘君孚虽然狡猾，却并不知道于成龙早有成算，他假意答应，拿着于成龙的告示去各部招抚，实际上是劝说各部诈降，另图起义机会。六月七日，经过刘君孚劝谕的鲍洪功、陈恢恢、李公茂等人，各率部属来到白杲镇，向于成龙献了一面“安家乐业”旗，表示投诚。于成龙命令他们到黄州城拜见分巡道徐惺，领取封赏的衣冠。之后，又命河泊所官景可贤护送程镇邦到省城拜见张朝珍，命李公茂跟随徐惺赴省城，接受任命。其他的起义军首领，也进行了合理的安插和约束。起义军各部之中，只有邹君升一部，态度坚决，拒不接受招抚。但轰轰烈烈的东山起义，就这样被于成龙用和平手段瓦解掉了。
黄州的局势初步稳定，于成龙不敢大意，立即着手处理善后事宜。他一向爱民如子，办事又周密细致，对曾经参加起义又接受招抚的众多百姓，百般保护安抚，同时又拿出自己用惯了的“保甲法”，在黄州各地分区编制保甲，训练乡勇。于成龙在黄州享有崇高的威望，原来那些秘密组织里的一大部分精兵强将，此时都愿意归附，做于成龙治下的良民和乡勇，唯于成龙的“马首是瞻”。换句话说，于成龙等于是在“蕲黄四十八寨”的组织之外，建立起一个有官府背景的归于成龙自己领导的大型“山寨联盟”组织。有了这个大组织，其他的不肯归附的山寨组织，也就不足为虑了。
而暂时诈降的刘君孚，心里并不好受。他自己投降于成龙不说，还劝谕招抚了其他几股势力一起投降，这就引起了另外一些山寨组织的严重不满，大家觉得他真的是“叛变”了。有人就在已经归降的组织中挑拨离间，还有人派刺客来暗杀他。挑拨离间产生了效果，有一部分人开始动摇，后来真的又举旗造反。暗杀则没有成功，但让刘君孚心生疑虑，与山寨势力产生了矛盾，以后只能更加依赖、支持于成龙了。七月九日，黄冈县李家集忽然爆发了以方公孝为首的逃仆叛乱，黄州的形势又严峻起来。黄金龙到麻黄交界纸棚河的邹君升处，鼓动邹君升起兵造反，方公孝也很快聚集到邹君升处，双方合兵起事。说实话，黄金龙、邹君升、方公孝的这次起义，时机很不对，正好让于成龙检阅了一下自己编制保甲、训练乡勇的实际效果，可以说是撞在了枪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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