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入侵
参见：宋元战争
宋理宗即位后，史弥远专政，朝政昏暗。
金灭亡之后，南宋没有换来一时的安宁，反而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金国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南宋想趁蒙古退兵之际，收复被蒙古占去的土地，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东京（今河南开封）、西京（今河南洛阳）、南京（今河南商丘）三京，光复中原。
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今河南商丘）。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
但南宋一直以和为主，并无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虽出兵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南宋的这一举动反而成为蒙古南侵的借口。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派遣大军南侵，被南宋名将章梦飞击退。宝祐二年(1254)，蒙古军陷潼关，直逼西京，章梦飞受命挂帅抗御，任御苑统卫兼左司马事，行军不坐乘，爱兵如子女，与士兵同食，深得将士爱戴，士气十分高涨。[14][15]
宝祐三年(1255年)七月，盛夏溽暑，蒙古军失去戒备，章梦飞计划收复潼关，用缓兵计麻痹敌人，时机成熟后，便指挥宋军猛攻敌军阵营，蒙古军遭到宋军的突然袭击，溃不成军，潼关一举被宋军攻克，章梦飞因此名声大振，深得宋理宗的敬重，被提拔京湖宣抚使、节制五城大司马兼督粮饷事，因贾似道执政而急流勇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英勇作战，打败元军，再一次挫败元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曹友闻、王坚、章翔、孟珙、孟瑛、余玠、张钰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退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蒙哥死讯后，又得知幼弟阿里不哥准备在和林称汗，立即准备撤军以争夺大汗之位，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这样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为汗。
元军灭南宋示意图
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禥为皇储。由于赵禥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禥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度宗。赵禥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16]
1267年，忽必烈下令攻打南宋的重镇襄阳，是为襄樊之战。宋军利用汉水把物资源源不绝送入城内，才能坚守城池。守将吕文德及吕文焕坚守城池六年，贾似道派了范文虎及李庭芝援助，但两者之间不和。贾似道封锁了所有蒙古南侵消息，皇帝并不知此事，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市）建国号为“大元”。在1272年，张顺，张贵两兄弟的义兵曾血战蒙元军。在1273年，樊城失守，襄阳城破，在宋军继续巷战，吕文焕最终投降，六年的襄阳保卫战结束。
崖山海战
参见：崖山海战
宋度宗姓赵名(礻基)，此时南宋走入末期。
此时的南宋全境已纳入元朝版图，但是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不断逃亡至南方，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终于在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随着崖山海战失败，[17]陆秀夫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而死而覆亡。[18]
咸淳十年七月九日（1274年8月12日），度宗去世，终年35岁。宋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隰即位。当时，南宋的统治已进入瘫痪状态。德祐元年（1275年）春，蒙元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德祐元年（1275年）十一月廿日，常州失守，蒙元遂屠城。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德祐二年（1276年）2月4日，蒙元军攻占南宋行在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和平受降仪式，赵隰正式退位[16]，但赵隰的哥哥赵昰和弟弟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16]
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蒙元对小皇帝穷追不舍，宋廷不断逃亡至南方，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昰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16][19]
“宋末三杰”陆秀夫
景炎三年（1278年）春，南宋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在蒙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蒙元将领汉人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史称崖门海战。走投无路的南宋终于在1279年3月19日，随着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至此南宋彻底灭亡。四十多年与蒙古抗衡以失败告终。
崖门海战极为惨烈，据估算，宋军在此役中阵亡十万，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16]此外，据宋王台公园《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记载，昰昺二帝南逃期间，“有金夫人墓，相传为杨太后女，晋国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葬于今九龙城区，人称“金夫人墓”，后来由于该址兴建了圣三一堂，“金夫人墓”也随之湮没。[18]
疆域
10张
南宋地图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北界却因金人的入侵而大大南移了。南宋初，金兵一度攻入今湖南、江西和浙江三省的中部。绍兴九年（1139年，金天眷二年），宋金第一次和议成立，双方确定以当时的黄河为界。但次年金人毁约，出兵取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第二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局部变动，基本稳定在这条界线。[20]
据赵汝括于宝庆二年（1226年）所写的《诸蕃志》一书记载，当时澎湖列岛已隶属于福建路的晋江县。这标志着大陆政权对海上岛屿行使管辖的加强。[20]
南宋时期全图画出金皇统二年、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金泰和八年、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的疆域政区和当时天朝边区各政权以及各族的分布地。金境内画出诸京、诸路路治、路界、部分府州治所和边地部族。宋境内画出行在所、诸路路治、路界、部分府州治所和西南边区一些羁縻州、部、土著部族区。西夏、大理、吐蕃地区内容略同北宋，西北边区的西辽境内画出其主要城邑和属部。[21]
政治
参见：宋朝政治制度
南宋时期是加强中央集权、“干强枝弱”的时期。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从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南宋时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3]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22]
在南宋皇帝无内朝，外朝党争不止政治情势下，权相在皇帝怠政期间起到了维护政权稳定和朝政运行的作用。权相政治下，中央决策机构及决策系统的运行机制都发生变化，宰相的私人宅邸成为朝廷决策的中心；文书系统方面，权相的“堂贴”或者代书“御笔”乃至权相私人信函成为最高的政令指挥；秦桧时期建立里专属权相的独立财政体系；台谏成为权相人事运作的重要工具；社会和官场对权相的认知也发生变化，出现“言相不言君”的现象；皇帝却趋向于虚位化。
但是，在科举社会和皇权思想统治下的权相政治，其界限也十分明显。权相政治缺乏统治基础，士人缺乏政治向心力；权相不可能完全控制皇帝及其周边；权相的控制力难以渗透至县级政权以下；更为重要的是，权相政治时期的财政和人事政策层层传递，损害了主要纳税地主和普通士人的利益，从而形成广大的反对势力。权相政治深刻影响着南宋的历史，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权相政治时期。权相政治深刻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政策和社会心理。南宋初期，权相政治促进了南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然而，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南宋末期，权相所代表的中央权力极大损害了广大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加剧了他们的离心力，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
军事
参见：宋朝军制
南宋初期，重建军事力量乃为必然之举。南宋中央在招收溃兵、盗贼及勤王之兵等基础上，开始军事重建之路，最终形成几支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23]招募的军队中央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故南宋中央军事主体力量的重建，主要便是将军队的领导权、指挥权收归国有，由中央指挥全部的军队。南宋中央主力军的重建与南宋的政治、对外关系、国内渔轮、经济等密不可分，无论哪一方面的转变，都会影响军事重建的过程与效果。因之南宋初期种种军事缺陷，使得接连发生四件对南宋历史至关重要的事件，分别为：明受政变、淮西兵变、第一次“绍兴和议”与收兵权。南宋中央对这四次危机的处理，愈来愈成熟，并由完全被动逐渐转化成完全主动，显示中央已具备能力控制境内的诸大军。在对待议和问题上，中央文官层的大部分皆持反对态度，与武将无异。不过，他们更担心武将势力的强大，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威胁到政局稳定，故秦桧集团才得以与金签订和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23]
从军事斗争上看，南宋是造就了许多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南宋王朝长期处于金国、蒙元等外族入侵的严重威胁之下，为此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斗争，涌现了无数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如宗泽、韩世忠、岳飞、谢枋得、陆秀夫、文天祥等。仅《宋史·忠义列传》就收录有爱国志士277人，其中大部分是南宋人。[3]
经济
南宋绍兴元宝
南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鉴于此，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3]
南宋时候，水田增加，产量进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等地，稻米产量很大，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棉花的种植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绵纺织业成为产棉区的主要农村副业，有了一套擀、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装有指南针，并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力。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24]
南宋对天朝后世历史发展之影响。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两宋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天朝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天朝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25][26]南宋开启了天朝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商业经济繁荣等现象，米国、日本学者普遍把宋代天朝称为“近代初期”。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这是天朝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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