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推举姬氏大君失败后，心生不满，凭借多年的吏治经验，益非常清楚，他必须要从大禹父子的手中夺回权力，加强对朝政官员的控制，重树大王的威信。但是，有大禹的钳制，他要推行吏治改革，削弱启的权力是不可能的。他能改的，只有内庭，只有自己的家事，大禹是无权干涉的，他也无需禀报大禹。想到这些，益就下定决心，通过内庭改革扩编强化他的王权。
为了使自己的内庭改革名正言顺，争取民意。益还是与三公商议了此事。三公认为，内庭改革是王庭的家事，是王族内部事务，理应由大王做主，不必征求三公的意见。益也不想向三公透露更多的消息，就没有把改革的具体事项向三公说明，只是礼节性地征求了三公对改革的意见。一看三公也没啥意见，就下定决心进行改革。
益要改的内庭制度，其实就是扩编扩权，加强内庭对外庭的控制，疏通王家内庭六府与天地六官的联系，使益的王命直达天地六官，强化益与天地六官和四岳十二牧的直接联系，瓦解启的权力体系和掌控能力。因此，益的内庭改革，主要是增加了三府。把郎官府与王畿三军督慰的联络官从郎官府中分立出来，成立王畿督慰府，直接掌控王畿三军，扩大益对军队特别是王畿驻军的控制权。说白了，就是益要掌管兵权，建立自己的嫡系军队，为应变夺权做准备。二是把掌管宫庭财政的司库府一分为二，把管理宫庭贡赋的职能从司库府中分离出来，成立司内府，让司内府与地官贡府司直通车，强化益与地官府的直接联系。三是把宫庭督慰的执法权分离出来，成立延慰府，专职王庭律政，直接与外庭的秋官和督查御使相联系，强化大王益的司法大权，削弱启的执法权。
益的改革完成后，新成立的三个机构迅速地与外庭的天地六官和四岳十二牧及各州部落相联系，扩充政治影响。特别是司内府，利用贡赋关系，直接与各个部落相联系，疏通了大王益与部落大君的联系渠道，强化了益的部落基础，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群众基础，使益的王命除了官方渠道之外，还有庭内渠道直接与各个部落相联系，不会引起外界的干扰和破坏，一旦有变，大王益就可以直接命令各个部落勤王，巩固益的王权。
益的改革，引起了大禹父子的高度关注和警惕。大禹在监政时，还专门寻问了内庭改革之事。只是因为是益的王族家事，大禹不好问的过多，只是提示益，加强王庭内部的管理是应该的，但要顺应天命，归化民心。不能增加天下黎民的赋重，不能与民争利，不能有损王道教化。听了大禹所说的话，益心中明白，大禹在警告自己。但是，为了自己的王命尊严，为了自己的帝位安全，益必须要加强王权，扩充内庭权力。即使大禹父子不满，甚至反对，益也不会停止改变自己的做法。
眼看着益的王权越来越突破大禹父子的限制，启的地位岌岌可危，大禹急忙与启和心腹们商议对策。夏后氏部落长老建议，抓紧时间让启五祭继君，登基部落大君，以防突变。太保斟氏部落大君建议，大禹要召见三公，强化对益的监督，推行天宪王权，使益不能在特殊情况下，以推行王命的名义，随意治朝臣的罪。启建议，利用族变，逼迫姬氏部落大君禅位给亲禹派长老，削弱姬氏部落对益的支持，把益孤立于王庭之中。有穷氏部落大君建议，夏官府要牢牢掌控王畿三军的任命权，确保王畿三军的将领听命于启，架空益对王畿三军的指挥权。大禹还特别嘱咐启，要加强与督查御使的联系，搞好与这些老臣的关系，加强情报搜集，密切注视三苗、共工、灌兜、赢氏等各个敌对部落的动向，防止他们与益联手合作以勤王的名义，帮助益清武力清除异己。
听了大禹的话，启明白了大禹的用意。启认识到，天下并不太平，自己的地位并不巩固，一旦父亲大禹辞世，益就要反扑，第一个要清除的对象，就是自己。因此，启要先下手为强。一方面，他要依靠父亲的监政权力，力推天宪，制约王权，使益无法用王权的名义直接治自己的罪。另一方面，他要借助自己手中的兵权和执法大权，消灭敌对势力，使益孤立无援，只能束手待擒。因此，启着手组建两支队伍，一支队伍是成立天官幕僚府，掌管信息情报和军机参议事务，就是智库机构。另一支队伍，就是五服督办特别行动队，专职惩处拒贡、谋反、谋叛、逆天欺君的天下各部大君。这两支队伍成立后，启把天下各部按照远近亲疏的顺序排成队，分级监控，一旦发现问题，就要迅速处置，先斩后凑，不必拘于成法。启第一个要铲除的部落大君，就是益的死党姬氏部落的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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