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是汉武帝初期的著名学者，在建元、元封年间曾任太史令。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记载，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里所说的黄子就是黄生.《集解》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也就是说，好黄老之术的黄生是司马谈的老师之一，而黄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个在景帝面前与辕固生辩论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的著名的黄老学者。司马谈以黄生为师，对于黄老之学有深入研究。他在其著名的学术论文——《论六家之要指》中对汉初以来盛行不衰的黄老之学进行了全面的学术总结。①《应道训》。②《泰族训》。①任继愈主编《天朝哲学发展史？秦汉》第24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②刘安编成《淮南鸿烈》是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往，由于我们搞不清黄老思想的真实面目，一直以为司马谈在《要指》中所述的道家是道家老子之学。例如冯友兰先生便说：司马谈谓道家与时迁移，应时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实即老学也。①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和道家黄老思想之谜的揭破，我们已经知道，在西汉前期除了老庄学之外，还有道家黄老学，而且由于《黄帝四经》兼采儒、墨、法各家之长，主张文武并重、刑德兼用、秉公执法、强本节用，具有一套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灵活实用的政治统治策略，所以在西汉前期的黄老思潮中，黄老学显而功效著，老庄学隐而作用微。与此相关，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述道家，虽有道家老学的思想内容，但大多数却是在议论道家黄老学，实际上是对《黄帝四经》的思想所作的学术总结。在《要指》中，司马谈首先对道家之外的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作了评论，认为各家虽各有一定之长，但缺点甚多。例如，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但阴阳之术犬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但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因此用儒家治国只能是劳而少功；墨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这是人给家足之道也，但是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但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因此过于严而少恩；至于名家，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但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因此使人俭而善失真.与以上各家相比，在司马谈看来，只有道家之术最为高明、最为完备。道家不仅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而且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此用它来治国只能是事少而功多.在此基础上，司马谈还对道家之术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综括司马谈对道家所作的精深议论，在司马谈看来，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①冯友兰二卷本《天朝哲学史》第八章。1、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司马谈认为无为是黄老之学的最重要的政治伦理主张，但是在司马谈看来，道家黄老的无为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而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被称为无不为.首先，司马谈认为黄老的无为是在因时、因物——根据具体的历史实际和具体的社会状况制定了各种法令制度后的无为.即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在此基础上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于是君主便可无为了。司马谈所说的这种无为就是对《黄帝经》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形，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的概括与总结。因为在道家黄老看来，道虽然无为，但道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道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无为，是一种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司马谈在这里便准确地指出了黄老无为的思想本质。其次，司马谈认为黄老之学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在《黄帝四经》看来，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定了法之后，君主可以无为，但各大臣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的。对于这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思想，《淮南鸿烈》曾作过详细发挥，而以黄老学者黄生为师的司马谈又进一步从学术的角度作出了总结。司马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又说：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这就是说，君主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无为，故君主也应无为.但这种无为却是以因循为用的，因者君之纲也.所谓因，就是凭借、利用的意思，就是指君主不要事事皆由自己操劳，而是要善于利用与依靠臣下去处理各种政事。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坐享其成了。这样一来，君主神不劳，形不敝，而天下便已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了。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而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神形尚不能先定，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再次，司马谈认为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司马谈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又说：道家无为……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天下主。司马谈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对《黄帝四经》所谓的君主驾驭臣下的王术所作的总结。因为在道家黄老看来，君主在大臣面前是不能轻易表露出自己的喜怒爱憎、说出自己的主观愿望、发表自己的政见的，如果那样做了，将会造成守职者离正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的严重后果①。所以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守而无好也②。这种王术，用司马谈的话来说便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无成势、无常形、藏而不露、不为物先、不为物后、使大臣捉摸不透。这样一来，君主便能究万物之情，并能据情而进行生杀与赏罚了。其实中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如此便算是掌握了君主驾驭臣下的无为之术，故能为天下主.①出自《淮南鸿烈？主术训》。2。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谈认为道家黄老的第二个思想特征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努力吸收其他各家的长处以建构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思想体系。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因阴阳之大顺.阴阳学说是春秋战国以来非常盛行的一种学说，根据司马谈的解释，阴阳家的长处在于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黄老的确吸收了阴阳学说的精华。《黄帝四经》认为，天地间有阴阳二气，这阴阳二气又可离为四时，四时有度，天地之理也。①对于这种四时有度的天地之理，黄老之学要求统治者必须因顺，因为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②如果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必将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如此举事将不行③。所以，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其次，让我们看一下采儒墨之善.司马谈认为，儒家的长处是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些思想，在《老子》书中是批判的对象。如《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④。而《黄帝四经》却在总结春秋战国以来统治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认为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①。不仅把儒家的君臣、父子之义变成了自己的思想精髓，而且还从形而上的阴阳角度将这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等级制度绝对化、凝固化了。因此，司马谈说道家采儒家之善是完全正确的。除了儒家之外，道家还兼采墨家之善.司马谈说，墨家的长处在于强调强本节用，这是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墨家的这些主张也被《黄帝四经》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中，并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四经》说：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又说：不循天道，不节民力、周迁而无功，还说：兼爱无私，则民亲上。②《黄帝四经》的这些说法与墨子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司马谈认为道家采墨家之善是有道理的。②《淮南鸿烈？主术训》。①《黄帝四经？十六经》。②《十六经？论约》。③《十六经？观》。④《老子》第三十八章。①《黄帝四经？称》。②以上引文见《黄帝四经？经法》。再次，让我们看一下撮名法之要.名家的长处，在司马谈看来主要是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不可不察也.《老子》书中便已有名学的内容，如《老子》在第一章中便说：名可名，非常名.但《老子》的名学是与其道论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政治的含义。而《黄帝四经》却将名家的循名责实的理论贯彻到了政治领域，尤其是与君主驾驭臣下的王术结合了起来。《四经》认为，君主虽然可以在制定了各种法令制度的基础上无为，而让各大臣依法处理各种具体的政事，但君主并不能因此就一劳永逸、高枕无忧、无所事事了，还必须虚静谨听、在暗中对各大臣的执法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也就是说：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形名，形名已定，逆顺有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美恶有名，逆顺有形，情伪有实，王公执□以为天下正。①《黄帝四经》的这些说法实际上就是对名家的控名责实、参伍不失的理论的发挥。除了名家外，道家也撮法家之要.在司马谈看来，法家之精要是：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法家的这些思想也是道家黄老的重要思想内容。《黄帝四经》开篇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又说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还说：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②由此可见，法家的一断于法的思想精髓已被道家黄老全面吸收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而《四经？经法》中的所谓为人主，南面而立。臣肃敬，不敢蔽其主。下比顺，不敢蔽其上。主主臣臣，上下不真者，其国强。主执度，臣循理者，其国霸昌。也足以阐发法家的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的主旨。因此，司马谈说道家黄老撮法家之要是非常正确的。这样，道家黄老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总结春秋战国以来的统治经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兼收各家之长，并将各家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将其消融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使各家之善成为自己思想体系的不可缺少的血肉。例如黄老之学力主无为，但在黄老的无为中已经吸收进了法家的一断于法的思想精要和墨家的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黄老之学大讲阴阳尊卑，但在这种思想中已经包含了儒家之善；黄老之学主张根据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治、经济政策，而这实际上就是因阴阳之大顺.如此一来，黄老之学便建构起了一个开放性的、有着多种思想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思想体系。用这种思想体系来指导实践，当然便可以如司马谈所说无所不宜了。也正是因为这样，道家黄老之学才在汉初以来长盛不衰。虽然到西汉中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道家黄老开始走向衰落，但黄老之学思想却又被儒家全面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中而继续发挥作用。①《黄帝四经？经法》。②《黄帝四经？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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