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开始给每一位老师设“大字报专馆”，“专馆”上面贴满了“最高指示”和**语录，还有就是“雷锋叔叔教导我们：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看来所有的老师都是我们的敌人了。
第一个“大字报专馆”就是给“政治嗅觉”最灵的班主任李老师设立的，他的“罪行”不算严重，只是有些“资产阶级思想”而已，比如爱吹牛、爱出风头、穿好一点的衣服、对女同学“特别关照”——我认为只有最后一条可以算作“资产阶级思想”，但其他同学认为只要“不符合**思想的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党八股》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等等。全班每一个同学至少都得写一张大字报，所以也挖出点有趣的“新闻旧闻”，如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叫做“李老师脱光衣服做啥？”引得大家都去看，内容却令人大跌眼镜，原来说的是李老师在“支援农业”下乡时有一次跑到老乡家里脱光了衣服抓跳蚤，不知这算什么“罪状”。
其他老师的“专馆”内容要“丰富”一些，后来居上，黄老师的“专馆”还有其他班级学生来参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已经不止一条了。我“揭发”的“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已经不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是他女儿却不能饶恕我。
给苏国祥老师建立“大字报专馆”时，同学们知道我和苏老师“不寻常”的关系，强迫我写大字报“揭发”苏老师的“罪行”，我宁死不从，也不提供任何对苏老师不利的话语。
后来的大字报越写越离谱，有的干脆在纸上随便画画，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觉得纯属浪费纸张；有的同学开始写脏话粗话骂人的话，反正随便乱涂乱写也没人阻拦你。我猜想已经没有什么内容好“揭发”的，“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结束了。
有一位女同学写下一篇内容非常含蓄的大字报又把大家的“热情”鼓起来了，那一天学校的各个角落都贴着“快去看2416号大字报！”引得全校师生都往一个方向走去。我赶到的时候听见人们纷纷议论着“到底是哪一个老师干的”，谁都猜得到肯定是“桃色新闻”或者“腐化堕落”这一类事，在2416号大字报旁边有人还画了一个大大的漫画，上面画着一头大公猪，背上趴着“高小姐”。想不到过了几天竟然听说警署来学校逮捕了一个老师，罪名是“强奸幼女”。这老师也曾到我们班教过一年数学课，同学们于是纷纷猜测某某某、某某某是不是也“有事”，猜到最后我们那一班的女同学们都不来学校了。
工作组说来就来，先是找各个班级写大字报最积极的学生谈话，接着找“黑五类”的子女谈话。找我谈话时问我在“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黑）中“算老几”，我说：“我不是，我老爸算老三”。
没想到来人竟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们这一班学生成分最复杂了，几乎没有一个红彤彤的！”
原来大家屁股都不干净，你臭我也臭，彼此彼此。
到了往年放暑假的日子，同学们问工作组放不放暑假，工作组没有回答，于是大部分学生自己给自己放假回家去了。我也随大流回家去等待“复课闹革命”。
回到镇上，按惯例得先到居委会“报到”——参加政治学习、义务劳动，表现积极者也许会被安排到国营企业工作，这是所有城镇“知识青年”唯一的“出路”，否则只能“浪迹街头”。居委会黄主任先给大家讲镇上的“阶级斗争”：“云的爸爸看报纸最积极，但他报纸是倒过来看的，巴不得蒋接时早日反攻大陆。”
私下里黄主任对其他人说：“国民党要是打过来，云带着他的亲戚肯定先砍我的头！”
他也喜欢下天朝象棋，跟我下了几盘，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天朝象棋有一种玩法：赢棋的人故意不把对方“将死”，而是想方设法让对方“老王推磨”，以羞辱输者。我常常让黄主任“老王推磨”，推半个小时还在推，有的同学偷偷叫我手下留情，给他一点面子，我不干，心想这种人就得给他难看才会学乖。
其实我不怕他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父母喜欢打麻将，那个时候禁止打，也买不到麻将，我去砖瓦厂“偷”了一筐洁白的高岭土回家，自制了一幅“土”麻将，引得邻居们都偷偷跑来我家玩。黄主任经常吃过晚饭、到街道上吼几声“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反对打麻将”、“反对……”放下扩音器就直奔我家同我的父母和邻居搓麻将了。
我问过爸爸：“黄主任说你‘报纸是倒过来看的，巴不得蒋接时早日反攻大陆’，是真的吗？”
爸爸说：“报纸倒过来看是真的，蒋接时反攻大陆我倒不希望。”
我问“为什么”，爸爸的回答是：“还没等到开战我们就会全部被枪毙。”
街道上贴的大字报也不比学校少，有的商店被大字报封得密密实实根本不能做生意了。我爸爸已经改行做染衣匠，在别人的店门口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几条染过的旧衣服，再放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永固染衣室”，意思是我们染过的衣物不大容易褪色，过路人看到了就会把家里穿旧褪色的衣服拿来给我爸爸染，也有人拿着装过日本化肥的人造纤维袋子来染成各种颜色回去做衣服，穿在身上还挺时髦，叫做“的确良”。爸爸的惨淡“经营”还是维持不了全家人最低的生活标准。
同一条街上有一家染衣店是“公家”办的，就来我们家贴了好几张大字报，内容是我爸爸起的店号有“封资修”的“味道”，而且还想“永远顽固不化”，应该“砸烂”。
有了学校里的经验，我知道人人都是“不那么清白的”，让自己的好友查了一下，果然写大字报者的姑父、舅舅也都有“历史问题”，几个朋友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一摞子大字报，对方老老实实地再也不吭声了。
由于三月份发生的邢台地震，这里也经常传说要地震了。有一天傍晚，居委会通知说可能会地震，所有的居民都不准在家里睡觉，通通到镇操场集中，但“四类分子”必须到派出所报到，不能同家人在一起。我们在操场过了一夜没事，就回家了。过一会儿爸爸也回来了，有说有笑的：“我们在派出所更加安全，看守所的钢筋水泥墙壁那么厚，我看可以抵御七级地震！”
古镇中学有一对右派夫妻陈礼敎和谢美兰，这一次成了运动的重点批斗对象，学校特地在镇体育场临时搭起了一个土台批斗他们。正当批判大会达到高潮的时候，有个女孩子跳上土台，高呼：“打倒陈礼敎！”
“打倒谢美兰！”
“陈礼敎谢美兰不投降就叫他们灭亡！”
突然见她飞起一脚踢向陈礼敎，又一巴掌打向谢美兰，只见谢美兰嘴角流出了鲜血。我想，这是哪一户人家的女孩子这么狠，是不是跟陈家有仇？
旁边有两个人一问一答解开了我的谜底——原来上台打人的是陈、黄的亲生女儿陈孝英！
关帝宫前的“大字报专栏”“脱颖而出”，终于成为小镇“阶级斗争”的“最前线”，起因是镇竹器厂厂长陈国投组织厂里的职工集中对一个“社会青年”侯斌发起总攻，挖出了侯的“狼朋狗友”大部分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且还在下乡“支农”时组织过什么“竹林七贤”。但侯也不是“好吃的果子”，他的家庭成分是工人，“家庭出身”绝对没有问题，虽然没有上过中学，记忆力却出奇的好，讲话出口成章、引经据典，这一回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了——他无所顾忌地愤笔疾书自卫还击，每一张大字报都忘不了加上几条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件件堪称“精品”，看的人直呼“过瘾”！
镇里派了许多人给大字报编号、抄录，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为了将来的“秋后算帐”。我也是每天吃过晚饭就直奔“最前线”看大字报，一张都怕落下。看到精彩处也抄在笔记本里，心想等到这场运动结束了，写一本“文革小说”倒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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