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难苦，但那时的赤脚医生，还是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的。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病人叫到，他们就会赴诊，就会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赤脚医生治病收费不高，只收回成本钱，因为赤脚医生都拿了生产队的补贴。有的赤脚医生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就得倒贴成本费了。
乡村的赤脚医生，医术虽不高，但服务态度特别的好。他们常背着一个印有鸡蛋般大的红十字药箱，穿着白褂，挨家串户走访群众。尤其是流感时期或流脑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大更辛苦，他们不但走家串户发药，还得讲解预防知识，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一次安稳觉。
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赤脚医生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有时甚至买上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落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这般一来，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缩进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赤脚医生身上的红十字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赤脚医生的医术虽没有大医院里的医生高明，但有时大医院里的医生治不了的病，赤脚医生反而治得了。赤脚医生治病，在乡民的眼里，确是高。但有时，也失水准。无论怎么说，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为人民群众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乡村都建立了医院，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渐渐地被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取而代之了。这便是人类文明的又一进步。
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是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天使。赤脚医生虽然没有洁白的工作服，常常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但却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而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反观当今的医疗机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平民意识。病房越来越豪华，收费越来越天文，大而无当的医疗体系使得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早已淡出历史的“赤脚医生”又重回人们记忆也就不奇怪了。
“赤脚医生”模式即使在今天也还有其现实意义，洗去“赤脚医生”的历史印记和政治色彩，挖掘其价值内核，借鉴其普适性和组织模式，建立切合农民利益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赤脚医生”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也与有关政府正致力于构建平价医院的想法不谋而和。
“赤脚医生”在21世纪可以理解为国外的保健医师，他为群众提供的是24小时，即时的不需要排队的贴身医疗服务。普通的伤风、咳嗽、常见的外伤的时候，“赤脚医生”能够几分钟内为你提供医疗服务。和城市的医疗服务相比，等车、排队、缴费、3分钟看病、相比，“赤脚医生”制度值得今天的医改部门认真学习。
20世纪80年代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导致合作医疗制度瓦解，1985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锐减至5%，至1989年，继续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4.8%。“赤脚医生”也因此失去了政治与经济的依托，部分转变为个体开业者。1985年月，威盛部宣布取消“赤脚医生”的名称，经考核合格者转为乡村医生（villagedoctor）。这一改变不仅是名称上的，而且也是实质上的。由于乡村医生被置于市场经济的格局中，他们更多地注重疾病治疗，而原来属于“赤脚医生”职责范围的计划免疫、爱国卫生、改水改厕等工作遭到严重削弱，农村基层卫生防疫网络基本瓦解了。
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和“赤脚医生”角色的转换，导致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陷入困境，农民失去了基本的医疗保障。2003年，天朝政府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划，颁布了《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以重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然而，新农合制度与乡村医生的医疗服务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协调，适应新农合的医疗消费层次和水平的服务体系尚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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