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秃秃的树桩上，用刀子刻着一行字。四个字，笔画深可见骨，带着一股子怨毒的狠劲——伪德惑众。夜风吹过，卷起被砍断的嫩叶，像是谁在无声地啜泣。
守着这片废墟的老卒，一个在战场上断了腿的秦国老兵，气得浑身发抖，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血丝：“主吏，他们……他们连个孩子教人写字的心意都容不下！这帮畜生！”
我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抚摸着树桩上那道新鲜而粗糙的伤口，指尖能感受到木头纤维在暴力下撕裂的痛苦。我怕的不是他们砍树。我怕的，是他们连这一点点希望的萌芽，都要连根拔起。
旧族们不怕我立《活人功德簿》，那终究是官方的文书，是冰冷的条文，他们有的是办法钻空子，甚至将其扭曲为自己博取名声的工具。可这十一棵树，不，是十二棵树，不一样。它代表着一种最朴素的承认，一种发自民间的、无法被权势操控的铭记。他们怕的不是立碑，而是人人都能成为被记住的人。真正能动摇他们千年根基的，从来不是石头上的名字，而是口耳相传的故事。
当晚，我没有回府。就在这片废墟旁，我点起一堆篝火，火光映着我脸上，忽明忽暗。
第二天拂晓，我派人紧急召集阿禾与公孙芷，就在村塾那间简陋的屋子里密议。“他们砍了一棵树，我们就要种一片林。”我开门见山，声音因一夜未眠而有些沙哑，但眼神却亮得惊人。
阿禾看着我的倦容，眉心紧蹙：“先生，再种，他们还会再砍。旧族的势力盘根错节，我们防不胜防。”
“所以，我们不种在土里了。”我将一份连夜构思好的草案推到她们面前，“我们把它种在人心里。”
公孙芷拿起草案，轻声念出标题：“口述录存所？”“不错。”我指着草案解释道，“在每县的学堂里，辟一间静室。我们不求功德，不问善恶，只做一件事：记录。由学堂里识字的孩子们轮值，用最简单的竹简，记录下乡中长者愿意讲述的生平往事。不论贵贱，不限内容，只有一个要求——真实。”
我看着她们疑惑的眼神，继续说道：“我们不录全篇，那太耗费人力物力。我们只摘‘一句话人生’。比如，一位老农，可以说：‘我这辈子最对得住的，是没让邻家寡妇在那个雪天饿死。’一位老兵，可以说：‘我守过三年函谷关，没让一个赵国探子过去。’一位老妪，可以说：‘我教会了全村姑娘纺线，她们出嫁时都有了体面的嫁妆。’就这一句，录毕，封简入匣，标注年份、籍贯、讲述人姓名，然后存入各地议事堂的地库，永久封存。”
“先生，这……”阿禾的眉头皱得更深了，“若有人为了脸面，编造夸大呢？”
“问得好。”我赞许地看了她一眼，“所以，这个制度的关键，不在于记录，而在于流传。真话不怕重述，假话经不起传。一个人编造的故事，或许能骗过记录的孩童，但当他的邻居、他的亲族听到时，谎言自会不攻自破。我们需要的，恰恰是这种口耳相传中的自我净化。”
计划推行之初，和我预想的一样，成效寥寥。栎阳县的第一间“口述录存所”开了三天，门可罗雀。百姓们或是怯于在官府设置的地方开口，或是觉得“我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哪值得说”，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不是官府盘剥百姓的新花样。负责记录的学童们等了一天又一天，只等到几个过来讨水喝的老人。
转机发生在一旬之后。那天，我随公孙芷巡诊至渭北一个偏僻的孤村。村口的老井台旁，坐着一个盲眼老翁，他什么也不做，只是对着空气喃喃自语。几个随行的学童好奇地凑过去，屏息静听了半晌，回来后悄悄告诉我，老翁在背诵他亡妻的一生。
“……十七岁嫁我，陪我从赵地逃难到秦国，一路上就分了我半个饼……”“……二十九岁那年闹饥荒，家里断了粮，她把藏着最后一点麦麸做成的饼，撕了一大半给了邻家那个快饿死的病孩子……”“……四十二岁，我眼睛坏了，她就成了我的眼睛，牵着我走了二十年……”老翁的声音干涩而平淡，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只是在复述一件与己无关的旧事。
我站在远处，却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我悄然示意一名随行的小吏，用笔将这些话录下。归途中，公孙芷轻声问我：“他为什么不跟村里人说这些？”我望着远处连绵的暮色，答道：“有些话，不说给活人听，是怕他们听了难过；但可以留给后来人懂。”
半月后，这段话被匿名誊抄在栎阳“口述录存所”的墙壁上。奇迹发生了。第二天，录存所终于迎来了第一位主动讲述者。
那是一位曾在秦军中当过炊卒的老者，驼着背，满脸风霜。他颤巍巍地走上那专为讲述者准备的矮台，面对着一群正襟危坐的孩童，讲述了济西之战兵败后，他如何从尸堆里爬出来，背着一个重伤的同袍，在泥泞里爬了三天三夜。“……他快不行的时候，抓着我的衣领，就说了一句话，”老人的声音嘶哑，“他说，‘老伙计，替我……替我看看咸阳的灯。’”
全场一片死寂，只有孩子们粗重的呼吸声。一个胆大的孩童举起手，怯生生地问：“老爷爷，那……那你看到了吗？”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忽然绽开一个笑容，那笑容里没有悲伤，只有一种纯粹的满足：“看到了。现在每天晚上，天一黑，我就站在城外的土坡上看——那一片亮光里，总有他的一盏。”
此语一出，满堂皆静。负责记录的学童手里的刻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这句话，被郑重地录为大秦第一号口述简。
阿禾闻讯赶来，亲自用朱砂封泥，在竹简的封口处，盖上了民审庭的骑缝大印。此事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湖心，激起千层巨浪。
旧族们立刻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攻讦之声四起，宗正府的博士们纷纷上书，称“采市井闲谈，录鄙俚之语，竟欲等同国档，滑天下之大稽！”更有激进的宗府子弟，纠集了数十人，手持棍棒闯入录存所，叫嚣着要焚毁这些“污史秽言”。
然而，他们没能冲进去。一群不过十来岁的学童，手拉着手，组成了一道人墙，死死堵在门口。他们没有哭喊，也没有惧怕，只是用清脆的童声，一遍遍地唱着一支新编的歌谣。
那歌谣的词，正是从口述简里摘录的。其中一首唱道：“你不写我名，我不怨你史；但我儿记得，我修过渠。”
闯入的宗府子弟们愣住了。他们可以打倒这些孩子，可以烧掉那些竹简，但他们无法让这已经传唱开的歌谣消失。
舆论的风向，在一夜之间彻底倒转。连一向严苛的廷尉府，在接到报案后也只是派人来看了看，便默然收队。
消息传到嬴政耳中，他只在宗正府的弹劾奏疏上，用朱笔批了一句：“史非庙中独掌之烛，亦当是野火点星。”七日后，就在那片律学塾的废墟上，我主持了第一季度的“口述展”。
上百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长者，携带着他们的孙辈，登上了临时搭建的土台，讲述自己如何活过战火、饥荒、流徙。天公不作美，中途竟淅淅沥沥下起了细雨。可台下数千听众，无一人散去，他们或披着蓑衣，或顶着斗笠，静静地聆听着那些属于凡人的史诗。
当一位从楚国逃难来的遗孀，用颤抖的声音说到：“我丈夫死在逃难路上，没人收尸，连块木牌都没有……可今天，我孙子替他说了话。”她话音刚落，台下所有学童，竟不约而同地齐声复述她孙子记录下的那句“一句话人生”：“我阿翁，曾用身体为我娘挡过一支箭。”
那稚嫩而洪亮的声音穿过雨幕，响彻云霄。我悄然转身，想去屋檐下避一避这渐大的雨势，目光却被不远处的一个景象牢牢吸住。就在那截被砍断的柏树桩旁，不知是谁，插上了一支带着嫩叶的新枝。
湿漉漉的枝条上，用一根麻绳，系着一片小小的竹片。雨水顺着竹片滑落，我走近了，才看清上面的字迹，笔画稚嫩，却异常清晰：“杨承光，我们正在说你。”雨滴敲打着竹面，发出哒哒的轻响，像无数双细小的手，正在练习书写未来的记忆。我心中那块因断树而起的坚冰，在这一刻悄然融化。
然而，我并没有沉浸在这份喜悦中太久。我的目光越过人群，看到了远处几张阴沉的面孔，他们穿着旧族子弟的服饰，混在人群里，眼神却像淬了毒的匕首。风雨中，我仿佛嗅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焦臭味。这味道不是来自被雨水打湿的泥土，而是来自某些被逼入绝境后，即将燃起的、不顾一切的疯狂。那沉默，不是屈服，而是弓弦被拉满时，令人窒息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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