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的喧嚣还未完全散尽，林栋哲便告别了家人，独自一人，登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
站台上，上演着两幅截然不同的送别景象。
一边，是宋莹和林武峰，他们拉着儿子的手，千叮万嘱，让他注意身体，好好吃饭。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为人父母最纯粹的关爱与不舍。
另一边，是黄玲与庄筱婷。庄筱婷的眼睛红红的，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而黄玲，则紧紧地攥着手里那个牛皮纸封面的《管理手册》，那本在她眼中，比尚方宝令还要金贵的“天书”。
临上车前，林栋哲看着这位神情依旧有些忐忑的未来丈母娘，只说了一句话。
“阿姨，记住，新厂不养一个闲人，不出一件次品。谁挡您的路，就让谁滚蛋。出了任何事，我担着。”
这句充满了杀伐之气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黄玲那颗悬着的心，瞬间落回了肚子里。她看着火车缓缓开动，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知道，一场硬仗，在等着她。
……
三天后。
原“红旗服装厂”，现在正式挂牌为“先锋服饰（苏州）有限公司”的工厂大门口。
黄玲，上任了。
她没有搞什么上任仪式，也没有发表什么就职演说。她只是在林栋哲走之前，让庄超英托关系，找了几个最厉害的锁匠，将整个工厂，从里到外，所有的锁，全部换了一遍。
然后，她召集了所有愿意留下来继续干的工人，在工厂的大礼堂里，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体员工大会。
礼堂里，黑压压地坐着二百多号人。
工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们看着台上那个穿着的确良衬衫，脸上没什么表情的中年妇女，眼神里，充满了怀疑、不屑，和一丝幸灾乐祸。
“就她？林老板的丈母娘？一个家庭妇女，懂个屁的工厂管理！”
“我看啊，这就是个摆设。林老板在广州发了财，弄个厂子给自己丈母娘玩玩呗。”
“等着瞧吧，不出三个月，这厂子还得倒闭！到时候咱们照样拿遣散费走人！”
几个被钱厂长留下的、刺头一样的老油条，更是翘着二郎腿，叼着烟，准备看这位“新官”怎么出丑。
黄玲站在台上，手里紧紧地捏着那本已经被她翻得起了毛边的《管理手册》。她能感受到台下那些不善的目光，能听到那些刻意压低了却又清晰可闻的嘲讽。
她的手心，在冒汗。喉咙，也有些发干。
但当她的目光，扫过手册封面上那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时，她又想起了林栋舟临走前那句“我担着”的承诺。
一股莫名的勇气，从她心底，升腾而起。
她清了清嗓子，拿起了话筒。
“我叫黄玲，是这个厂子现在说了算的人。”
她的开场白，简单，粗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泼辣劲，瞬间让台下嘈杂的声音，小了许多。
“我今天开这个会，不是来跟你们商量的，是来宣布规矩的。”
她翻开了手册的第一页，对着话筒，一字一句地，念出了那些在1980年的春天，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一般的，新的制度。
“第一，从明天开始，取消所有人的固定工资。工厂将实行‘计件工资制’！”
“轰！”
这句话，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湖面。整个礼堂，瞬间炸了锅！
“什么？计件？”
“这不就是资本家剥削我们工人那一套吗？”
“凭什么取消固定工资！我们不同意！”
一个资格最老、平日里最喜欢倚老卖老的老工头，猛地一下站了起来，指着台上的黄玲，破口大骂：“你个臭娘们懂个屁！我们给国家干了一辈子活，拿的都是铁饭碗！你一来，就要砸了我们的饭碗？我告诉你，没门！”
台下，群情激奋，眼看就要失控。
黄玲的脸，涨得通红。但她没有慌乱。她想起了手册第二页上，用红笔画了三个圈的那句话——“立威，就要一次性把刺头打死，绝不手软。”
她猛地一拍桌子。
“砰！”
巨大的声响，通过话筒，震得所有人的耳朵，嗡嗡作响。
礼堂里，出现了一瞬间的安静。
黄玲死死地盯着那个带头闹事的老工头，眼睛里，迸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狠厉。
“铁饭碗？”她冷笑一声，声音尖锐得像一把刀子，“这个厂子现在姓林！不姓钱，更不姓国！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这里没有什么铁饭碗！只有能干活的，和不能干活的！”
“计件制，就是干得多，拿得多！你一天能做一百件衣服，我就给你一百件的钱！你一天坐在那儿磨洋工，一件都做不出来，那你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谁觉得这是剥削，现在，立刻，马上，就给我滚出去！财务室在那边，结了你这个月的工资，从此以后，这个工厂的大门，你再也别想踏进一步！”
她指着礼堂的大门，声音里，充满了决绝。
整个礼堂，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黄玲这股子六亲不认的、豁出去的狠劲，给彻底镇住了。
那个老工头，也愣在了那里，他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竟然敢当着几百人的面，说出这种话来。
黄玲没有再理会他。她继续，宣布着下一条，更加“骇人听闻”的规定。
“第二，实行‘质量责任制’！每一件衣服，谁做的，就在标签后面，缝上谁的工号！出了次品，不仅要扣钱，还要在全厂的大黑板上，给我写检讨！”
“第三，设立‘绩效奖金’！每个月，产量最高、质量最好的前十名，除了计件工资，厂里额外再发五十块钱奖金！”
一条条全新的、充满了“资本主义铜臭味”的制度，从黄玲的口中，被宣布出来。这些制度，彻底颠覆了工人们几十年来“大锅饭”、“混日子”的固有认知。
大会，在一种诡异的、一半人愤怒，一半人沉默的气氛中，结束了。
接下来的几天，工厂里，暗流涌动。
以老工头为首的一批老油条，开始了消极怠工。他们故意做得慢，甚至在暗地里，破坏机器，煽动其他工人一起抵制新制度。
然而，他们低估了金钱的魔力。
也低估了，另一批早就对“大锅饭”不满的，年轻工人的野心。
一周后，工厂公布了第一周的计件工资表。
那张用红纸写的、贴在食堂门口的工资表，像一颗原子弹，在工厂里，引发了剧烈的“核聚变”！
产量最高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周，就拿到了三十块钱！这个数字，已经赶上了他过去一个月的工资！
而那个带头闹事的老工头，和他的那几个跟班，工资条上，是几个刺眼的、充满了羞辱性的数字——“三块五”、“四块二”、“两块八”。
巨大的、肉眼可见的贫富差距，就这么赤裸裸地，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那一刻，所有的煽动，所有的抵制，都成了一个笑话。
第二天，当工厂的电铃再次响起时，整个车间，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近乎疯狂的景象。
所有的缝纫机，都在以最大的功率，疯狂地运转。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工人们一个个都红着眼睛，埋头苦干，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了闲聊和八卦，只有竞争！赤裸裸的，为了金钱的竞争！
那个老工头，第二天就灰溜溜地，自己去财务室结了工资，再也没出现过。
黄玲站在二楼的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那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她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成品，看着财务报表上，那飞速上涨的生产数字，她的后背，不知不觉间，挺得笔直。
她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一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将几百人的命运，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心里的，极致的快感。
她拿起了那部能打长途的、崭新的电话，拨通了那个她已经能倒背如流的，广州的号码。
电话接通了。
“喂，栋哲吗？”
她的声音，不再有丝毫的忐忑与不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了底气和自信的、属于企业家的，沉稳与干练。
她有条不紊地，汇报着这一周来，工厂里那堪称奇迹的变化，和那一串串惊人的生产数据。
林栋哲在电话那头，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会“嗯”一声。
汇报完工作，黄玲沉默了片刻。她的脑海里，闪过自己这几十年来，在厨房、在菜市场、在邻里的争吵中，消磨掉的岁月。
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感慨，涌上了她的心头。
她的眼眶，微微有些湿润，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激动。
“栋哲，你是对的。”
“我感觉我这半辈子，才算真正活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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