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唐近日颇感畅快自在，梁山一众好汉皆怀豪爽性情，与之甚是相投契。
众人常聚一处，把酒畅饮，欢愉无尽，且不时与众头领切磋武艺，彼此砥砺，共求精进。刘唐现今亲率一队步卒，依那西军练兵之法悉心操训，日子过得甚是充实，那劫生辰纲之念，早已抛诸云外，不复萦怀矣。
刘唐亦非愚鲁懵懂之辈，观那自王伦起诸位头领，与寻常江湖草莽迥异，皆是心怀壮志、抱负不凡之人也。
虽其心中仅略知大概，难以明晰究竟为何等高远志向，然仅谋那劫生辰纲一事，不过惹得奸臣蔡京愠怒，令梁中书嗔恼，相较之下，这般行事之格局，着实略显狭隘矣。
于是乎，劫生辰纲之事，刘唐便再未提及。
是日午后，王伦正与林冲、鲁智深等头领于聚义厅共商军务，却见张三疾步奔入厅内。
张三入厅，疾忙拱手行礼，先是恭敬问安，而后急切禀道：“寨主、林教头，今日有两个衙役押解一名犯人自东京而来，将近午时于咱山寨酒店歇脚。小人见那犯人生得面善，便上前探问一二，未料竟是位故人也。”
稍作停顿，张三又续言：“小人遂使店中伙计，悄然将蒙汗药置于酒内，麻倒那两名衙役，一并抬至后院看管起来了。林教头若得闲暇，可愿前往一观乎？”
林冲闻之，忙问道：“却是何人？”
盖因王伦对山寨所属酒店管束极严，莫说那杀人越货等恶行，便是蒙汗药，亦不可随意施用，一旦动用，须上报山寨知晓方可。
张三回道：“乃是开封府衙的当案孔目孙佛儿孙定也！”
林冲当即起身，朝王伦拱手道：“哥哥，此人于我有大恩呐，某这便下山去也！”
王伦亦随之站起，言道：“我与教头同往便是！”
鲁智深在旁见状，笑道：“洒家也一道前去！”
四人遂匆匆出了聚义厅，往金沙滩码头快步而去。行至半途，却见阮小五正领着一队水手操练游泳潜水之技。
只因如今山寨仅有三位水军头领，是以每逢往来运送之时，阮氏三雄必有一人需留于山寨之中。
阮小五瞧见王伦等人匆匆行来，便凫水游至岸边，高声呼道：“哥哥可是要用船乎？”
见王伦点头示意，阮小五赶忙大声招呼，俄顷，一条大船缓缓划至跟前。
待船行至湖西酒店，张三在前引路，引着几人径直朝后院走去。但见屋内那两个衙役已然苏醒，却被绳索缚住手脚，口中亦塞了物事，被弃于角落一侧。
而屋角处坐着一位衣衫褴褛、发丝松散的中年人，其身上所戴木枷、脚镣已然取下，旁边有两个体壮的店小二看守着。
林冲见状，急奔上前去，细细打量那中年人一番，忍不住高声唤道：“莫不是孙孔目乎？”
孙定听闻，缓缓抬眸视之，只见其鬓边已生华发，胡须蓬乱，面上尚留几道清晰鞭痕，却仍强作笑意，言道：“却不曾想，在此处竟能与林教头相见也！”
林冲忙问道：“孔目缘何落得这般境地耶？”
孙定苦笑一声，缓缓言道：“还能为何人所为？东京城中最恨我者，能如此害我之人，唯有高俅那厮也！”
众人闻听此言，皆不禁齐声痛骂高俅。孙定见遇着故人，便将其中缘由细细道来。
原来这孙定本是开封府衙的一名孔目，为人极是正直，向来严守律法，只因他办案秉持公正，周全照应诸多百姓，故而在东京百姓间素有“孙佛儿”之称。
往昔之时，高衙内看中林娘子，遂求于高俅。高俅乃心生奸计，故意使林冲携刀进入白虎节堂，而后将林冲押解至开封府尹处，妄图治林冲死罪。
然孙定坚守原则，唯依本朝律令行事，判林冲脊杖二十，刺配沧州。因他这般坚持，开封府尹亦不愿给高俅这个面子，林冲方得免一死。
但高俅亦因此对孙定怀恨在心，后林冲怒杀陆谦、富安，高衙内又遭阉割，林冲一家忽尔失踪，高俅便将诸多事端皆怪罪于林冲头上。
于是，高俅又惦记起孙定，寻得机会，给他罗织诸多罪名，欲将其发配至沙门岛。
林冲闻此，又气又惊，气者，乃高俅这般无耻卑劣之举；惊者，竟是要将孙定发配至那般凶险之地也。
那沙门岛位于登州外海，常有诸多犯人被流放至此。因犯人数量众多，距岸甚远，补给常显不足，故而看管犯人的官吏，时常戕害犯人，以此缓解后勤及管理之压力。
高俅将孙定发配至沙门岛，虽未亲自动手杀人，然其用心却更为险恶狠毒矣。
林冲听完孙定所述之事，赶忙拜倒在地，愧疚言道：“皆因在下之故，给孔目招来如此大祸端，林冲实难辞其咎也！”
孙定却微微咧了咧嘴，勉强笑道：“林教头，此事与你又有何干系耶？即便我所救的不是你，而是别的王教头、李教头，高俅那厮依旧会寻机治我之罪也！”
言罢，孙定长叹一声，又道：“吾之‘罪过’，便在于奉公守法，在于秉公办案，总归是要得罪高俅那等奸臣也！吾又怎会怨你乎？只恨这世间，奸臣当道，蒙蔽圣听，方致使吾沦落至如此境地也！”
王伦早在张三道出“孙佛儿孙定”之名时，便忆起此人，先前一直默默聆听，待至此时，方才开口言道：“孙孔目，莫非你以为，只要除却那些奸臣，赵官家便能圣明，天下便可太平乎？”
孙定抬眼望了望王伦，问道：“足下何人也？”
王伦回道：“小可正是这梁山山寨之主，昔日亦曾一心求功名的大宋秀才，如今却沦为大宋贼首的王伦也。”
孙定又问道：“足下何出此言？”
王伦慷慨陈词道：“孙孔目素通文墨，想必对后汉之黄巾举事、前唐末年王仙芝黄巢揭竿而起诸事，皆悉知甚详，亦当洞晓，于汉唐之时，黎庶何以纷纷揭竿，投身叛逆之列也。
究其根由，大抵不过数端：君主昏庸，难辨贤愚；官吏贪墨，罔顾律法；世家豪强，巧取豪夺，兼并无度，终致民生凋敝，民不聊生，遂使天下大乱矣。
汝但言奸臣当道，然试思之，奸臣者，究竟为谁所擢用、所倚重乎？彼等之所为，那居庙堂之高、掌天下之权者，难道竟全然未察、一无所知耶？
若其果真为奸臣蒙蔽，懵懂不知，那奸臣何以不生觊觎之心，奋而谋逆，径去坐那九五之尊位也？
且观当今之天下，与汉唐末年相较，又何异之有哉？
岂非那东京城中昏聩庸懦之赵官家，方酿就今日这诸多乱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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