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死社稷。国家将亡，君王应该殉国。
从感情上讲，死亡是解脱。一旦沦为臣虏，一生事业成空，累世基业败光，妻妾子女受辱，沈腰潘鬓消磨，凤阁龙楼尽归别姓，本人随时可能被噶，这巨大的落差一般人接受不了。这个时候死亡会变成甜蜜的诱惑，长痛不如短痛，一了百了，死了拉倒。
从道义上讲，死亡是责任。皇帝每天教育大家忠君爱国，为国捐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为了皇帝，数十万官兵去了另一个平行空间报到。如果面对生死抉择时皇帝认怂投降、贪生求存，让那些为国捐躯的臣民们情何以堪。
但是，千古艰难唯一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在将士捐躯、国家灭亡之际，许多国君仍会选择投降，带着财产、妻女、妹妹，坐着马车去给敌人下跪，只求留下狗命一条。
历史上有两个投降的亡国之君比较出名，一个是蜀人，另一个也是蜀人，不过一个是蜀后主，另一个也是蜀后主，两个蜀后主一个叫刘禅，另一个孟昶。
正史中刘禅的先进事迹是享受投降生活，因一句“此间乐，不思蜀”而天下闻名，让意图复辟的臣子们捶胸顿足，涕泪满襟。
不过野史中的刘禅绝顶聪明，在位时无为而治，御下有方，让智近乎妖的诸葛亮活活累死；投降后顺天应时，装疯卖傻，悠然潇洒颐养天年得以善终。
还有更野的野史认为刘禅归魏是认祖归宗，并把曹操的癖好、甘氏困曹营、刘备摔阿斗、关羽的帽子、刘备欲传位于诸葛等联系起来。不问你对不对，就问你野不野。
孟昶的先进事迹是面临赵宋大兵压境，不战而降，城头树降旗。此行为被老婆花蕊夫人鄙视了。花蕊夫人在成为赵宋王朝皇帝们的共享夫人后，终于怒了，发表宣言“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让后主的名声臭了大街。
两位后主都是投降，不过类型不同，前者是没心没肺型，后者是没皮没脸型。
对比这二位，像商纣王这般刚烈选择自焚、像隋炀帝这般梗气愿意选择毒酒自尽的实在是顶天立地，生死看淡，气冲霄汉。作为一个皇帝，平时忽悠别人赴死，关键时刻自己能死，仅此一点便值得点赞收藏一键三连。
大多数皇帝都是普通人，既有羞耻之心，又贪生怕死，既不想殉国，又不愿投降，好为难的。
还好，大家可以选择中间道路：润。避凶趋吉，润到安全之处，天大地大，心安处即吾家。
润可以给皇帝留条后路，给皇室留点脸面，多活一天算一天，但要不死便苟且偷生；也可以给王朝留一点点念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时来运转时还可能王八翻身。当然这种可能性仅存在于理论——能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的人很难将烂牌打出水平。
润的方式有两种：鬼鬼祟祟和明火执仗。
鬼鬼崇祟润的最高境界是将“鬼鬼祟祟”做到极致，什么时候走的、去了哪、和谁一起、干什么去了统统保密，和光同尘人间蒸发。
此方式的代表人物是朱允炆。他在皇宫大火中消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朱棣对此伤痛欲绝，寻亲心切，茫茫人海终身寻找，一息尚存便永不放弃，倾全国之力在举办了多期声势浩大的“宝宝回家”活动，甚至派郑和七下西洋去了阿拉伯寻找。
当然，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知道朱棣的寻找不可能有结果，因为此时朱允炆已利用游梦仙枕穿越到了现代，二者不在同一个时空，想找到除了跨越空间，还得穿越时间。
明火执仗润则是将润的公开程度做到不像润的地步，携妇将雏，文臣武将随行，金满箱银满箱，左牵黄右擎苍，鸣金开道，仪仗队引路，对外宣称是主动战略转移。至于全国人民信不信无所谓，反正皇帝是信了，谁不信可以跟皇帝说，看看皇帝弄不弄死你，打不过反贼、打不过洋人还收拾不了你！
此类润人在史上留名的事例有很多：周平王因犬戎润洛阳，汉献帝因董卓润洛阳，唐玄宗因安禄山润成都，宋高宗因金人润杭州，咸丰、光绪因洋人润热河、西安。
这些润人的特点很明显：要么带领国家由盛转衰，要么带领国家由衰转塌。
润人的目的地较固定：行宫或留都。因此一定程度上讲，润是迁都的一种方式。
当然“润”不好听，朝廷对此有高大上的专业名词，最常见的是“巡”“狩”“幸”三字，分别对应“考察”、“打猎”和“亲临指导工作”，与后世将“旅游”称为“学习”“培训”“考察”一个道理。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润不是怂，而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是三十六计的终极，是聪明人才做的事。
同时，润更需要魄力——拿得起放得下,断臂求生，刮骨疗毒，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崇祯是个既有智力、又有魄力的帝王。他很清楚，大明还没到完全腐朽的程度，帝国的军队、财富、地盘相对李自成仍占着绝对优势，若能好好组织一下，打败李自成不无可能。
现在不是头铁的时候，留在北京孤军奋战、跟李自成死磕是傻子，天高地阔的南方才是他的用武之地，宋朝南迁后又坚持了150年、并且灭了金国报了大仇珠玉在前。
其实崇祯早就想润了，在李自成打来之前几年便想过，且想过很多次。不是他心血来潮，也不是脑洞大开，而是对大明来讲，北京真不适合做首都。
且不说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便讲地利条件便太差：
一是距离北疆太近，没有战略纵深，山海关到京不到300公里且一马平川，胡人的战马不到两天的距离。
二是距离腹地太远，战斗人员、物资的集结太慢，容易在实力基本完整的情况下被人偷家。
这不是危言耸听，血淋淋的事实在前，大明强盛时仍差点被瓦剌偷家，若不是于谦横空出世，明朝的国祚只怕仅有一百年。
回观封建王朝历史，中原王朝的敌人总是出现在西方或北方或西北。秦汉对匈奴；两晋对五胡；隋唐对突厥；宋朝对着吐蕃、金、辽、元，想不死都难；明朝对鞑靼、瓦剌、满蒙，一个比一个能打，被灭也是正常。
根据五行学说，西方属金，东方属木，北方属水，南方属火，金克木因此西克东，水克火因此北克南，体现在战争中便是北对南、西对东时占着主动，历史大王朝的统一绝大多数都是自北向南，自西向东。
当然，相生相克总是相对，历史也没有固定模板，比如明朝建国是一场从南往北的战争，原因是北方水衰不足以克火，而南方火旺足以把水烧干。
总结历史，东西王朝之间的关系时香时臭，存在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而南北之间则永远是死水火不容，你死我活，有我没你，千年仇恨几乎从不间断。
历代中原王朝都意识到了这点，选择都城时除了考虑物资丰富，更考虑军事安全：或在河南的洛阳、开封、郑州之类中原腹地；或杭州、南京之类方便水战之地，或长安、咸阳等表里山河、易守难攻之地，总之都在防备北方大邻居，尽可能留足战略纵深，以空间换取备战时间。
而北方王朝挺进中原后总是选择在北京建都，且在北京建都的除了大明都是北方王朝，如燕国是鲜卑族，辽国是契丹族，金国是女真族，元朝是蒙古族，清朝是满蒙联合体。
这很好理解，北京虽是现在华夏的中心，却是封建王朝时期南北对峙的前线。北方民族在北京建都很好理解：根在北方，进可攻退可守，实在不行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茫茫草原是永远的退路。
明朝是千年封建历史上唯一一个定都北京的中原王朝，实属异类，迁都不奇怪，建都才奇怪。
非常之人才能行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前面讲过，大明建都北京的是朱棣。朱棣是个极品，霸道蛮横，喜欢主动出击，没事找事，打了一辈子战闲不下来，看着石头不顺眼了也要上去狠狠踢三脚。对朱棣来讲，迁都是天子守国门，是无比英明的决策，将北京作为北伐的根据地，一改千年来的被动挨打，保了大明北部边疆百年平安。
时过境迁，崇祯时大明孱弱，在北京建都则是把皇帝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让皇帝上前线堵枪眼当炮灰。
清人隔三岔五入一次塞，在崇祯任上已经六回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是袁崇焕组织的北京保卫战。一想到放着百万大军仍可能被偷家，一想到有脑袋睡觉没脑袋起床，崇祯实在是害怕和不甘。
现在打北边来的清人的问题还没解决，打西边又来了个李自成，一个要抢崇祯的喇叭，一个要抢崇祯的塔码，双重威胁双倍痛苦，崇祯实在是招架不住了。
没能力就不要占那么大地盘，胃口不好就别想着多吃多占，人得有自知之明，得量力而行，收缩兵力固守一域才是上策。
这么看来，迁都东南实在是个妙招，同时化解两方的攻击：想打我可以，你先跑上千里地，先把我的肉盾打烂了再说。
当然，迁都的坏处也显而易见：防守重心向内地移动，边防空虚，敌人可以随时来打草谷，零元购；情况严重土地会被不断蚕食逐步沦丧，严重时会失去北方的半壁江山，或划黄河而治，或划长江而治，亿万父老乡亲成为弃子，遗民泪尽胡尘里。
迁都一定意义上是投降，而投降自然是输一半。
但是，即使输一半也是千古罪人。东晋时衣冠南渡，晋元帝司马睿获得“史上最窝囊皇帝”的荣誉称号；南宋迁都杭州，宋高宗赵构被笑话“直把杭州作汴州”。
南迁是鸡肋。如果不南迁，一旦出事便大局崩溃，满盘皆输；但南迁会失去半壁江山，遭人唾骂。
对半壁江山最有感觉的莫过陆游，他的《书愤》如下：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是顾当下安全还是身后之名？修今生还是修来世？是一把梭哈还是慢慢下注？是冒险求财还是舍财求命？这个需要崇祯好好琢磨后抉择。
飞卢小说网 b.faloo.com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优质火爆的连载小说尽在飞卢小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