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提出佛教关于制止战争的理论和方法。
太虚认为，佛教“是世界上杜绝战争永保和平的最有效办法”，佛教徒则“是人类中消灭战争创造和平的最努力分子”[41]。
居士黄健六则从战争期间民众心理建设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业报”理论对于抗战的重大作用。他说，此次中日战争，日军虽逞凶一时，但中国多数民众众志成城，不屈不挠抵抗到底，因此“霸者在彼，而王者在我”，抗日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可是难民区中，却有很多人动辄怨天尤人，把眼前的苦难归之于命数，不做抗日的努力而拱手安居，听天由命。这种心理对于抗战建国是有害的。这些人应该学习并遵循佛教“业报”法则，明了现实苦难的“业因”，其内因正是自身的“懒惰性与依赖性”，外因则是日本的野蛮侵略，而只有消除这些“恶因”，才会有安宁幸福的“善果”[42]。
福善法师认为，心地是人类文明或野蛮的总根，要净化世界，首先要净化人类的心灵。心理上做到种族平等，就能除去自大;心理上能公平地提高人类福利，就能除去自私;心理上肃清黩武思想，就能永绝战争。所以，中国对日本应采取“攻心”的办法，帮助日本人“把所有心地的自大自私及黩武思想，一概扫除干净，而以‘世界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为心，以‘普利宇宙众生’为心”[43]。
很多佛教徒也指出，现在日本到处侵略、强暴别国，“都是由于贪心的逼露，因为有了贪心，所以就侵略别人的土地，烧杀他人的生命、财产”。而佛教有“无贪”的教谕，强调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贪取。“这‘不贪’的心理，传遍到全世界的人心中去，个个都做到佛教所说的‘不贪’，那么，侵略强暴的现象就可消灭”[44]，日本就会停止侵略，亚洲就会出现和平。
总之，在60年前的那场正义与非正义激烈较量的战争中，中国佛教与全国其他各阶层力量结成广泛而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战时佛教形态。中国佛教的这一光辉历史，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宗教、善恶分明的宗教、爱国的宗教、契机的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宗教、入世的宗教以及爱好和平的宗教。
[41]太虚：《告全世界佛教徒》，《海潮音》第26卷第10期，1945年10月1日。
[42]黄健六：《抗建青年之心理建设》，《海潮音》第23卷第7期，1942年7月15日。
[43]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1944年1月1日。
[44]演培、贤惟：《记孔副院长讲演》，《海潮音》第21卷第5、6号合刊，194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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